郭晋晖

　　编者按：

　　汶川震动，世界动容。台港澳的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其他国家的机构和人士纷纷向汶川地震灾区捐出善款，国内外一些的慈善组织更是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了灾区紧急救援和重建的过程中，这其中有香港乐施会、台湾慈济基金会以及其他国际NGO，慈善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内地。

　　慈善全球化给中国大陆NGO也带来挑战，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对CBN表示，当他得知台湾慈济基金会参与灾区救助是本着“施比受更有福”的理念，并怀着对灾区同胞的感恩之心而来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更新了我们NGO的观念，慈善不是施舍。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张王乡嘉陵村这个国家级的贫困村，最近发生了一件稀奇事，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都提着铁锹去村口修路。

　　这条路是香港乐施会(下称“乐施会”)在嘉陵村资助修建的一个小基建项目，由村民自主管理并以投工投劳的形式完成。每位去参加修路的村民都可以获得每天50元的劳动补助，村民们参与的热情高涨，很多村民依靠这些补助去购买春播种子和化肥。

　　乐施会是最早进入地震灾区的NGO之一。2008年5月12日下午，乐施会正在召开应对气候变化的会议。地震消息传来，会议议题立刻转变，乐施会当场决定首先拨款1200万港元为灾区购买救援物质，并组织人员到达灾区。

　　截至2009年3月31日，乐施会共为“5·12”地震筹得善款1.42亿元人民币(约合1.58亿港元)，其中有2000多万已经用于紧急救助，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乐施会将投入总预算为1.21亿元人民币用于四川、甘肃、陕西三个省的灾后重建。

　　选址贫困村 雪中送炭

　　“重建有我”和“助人自助”是乐施会实行灾后重建的宗旨，它从来不会仅仅限于把善款拨给灾区群众，而是强调村民的参与和村庄的自我造血功能。更重要的一点是，乐施会关注的是远离公众视野的偏远山区，它会选择与村民一起来培育树苗，却不会重建当地标志性的建筑物。

　　“我们不会在映秀、绵阳、都江堰等地区搞我们的项目，虽然一个多亿也能建设不少标志性建筑，然后再在上面标注由香港乐施会资助，但我们一分钱也不会投在那些上面，我们要做的是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区。”乐施会中国区总监廖洪涛对CBN记者说。

　　到目前为止乐施会在3个省实施的救援和重建项目已经达到30多个，累计投入的资金超过3000多万，受益人群超过63万。

　　乐施会对灾后重建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书，它的所有项目都安排在灾区的国家级贫困村。这次地震的51个重灾县市区有5000多个行政村是受灾的贫困社区。其中，6万多个自然村受到了灾害损害。

　　廖洪涛说，根据乐施会在前线的调查，社会资源投入到这6万多个村当中是非常少的，国家政策是每户受灾农户2万元，除了这个之外，行政村、自然村那一部分道路、基础设施、生产恢复等等是没有得到社会足够重视的。

　　嘉陵村就面临这样的困境，由于村路受损严重，盖房子所需要的材料都运不进来，虽然政府发了每户2万元建房费，但至今仍有一半村民住在临时的过渡房中。当乐施会去嘉陵村访点调研的时候，村民们纷纷表示修路是他们当前的第一需要，因此乐施会出资54.3万元为村民修建了这条路。

　　据乐施会成都团队项目经理翟凡介绍，乐施会1.21亿灾后重建资金中将有9500万用于四川省，其中的50%用来做受灾农村社区的小型基础设施恢复与建设，其中包括受损村路的恢复、人畜饮水以及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

　　另外的30%~35%资金比例用来做生计产业项目的开发，为老百姓找到一个“短平快”的致富门路项目。还有10%~15%预算比例用来做能力建设项目，这个能力建设包含对乐施会重建团队自身的，也包含对各层级伙伴的，省级、县级包括下面乡以及社区伙伴能力建设培养和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韩俊魁对CBN表示，像乐施会这样的国际NGO在这次地震之后表现出的资源动员能力、公信力、应急管理机制、筹款机制以及全球相应机制等等都是内地的NGO无法相比的。

　　由于乐施会已经积累一套相当完整的救灾体系，所以在四川做的和其他地方也基本一致，但对于内地NGO来说，这次灾难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和借鉴。

　　参与式的项目开发

　　“我们希望灾区群众认为是在养自己的猪，而不是养乐施会的猪。”廖洪涛形象地解释“参与式项目开发”的概念，灾区群众应该参与到项目的设计、评估、实施和监督、验收等各阶段。

　　这也是乐施会在多年的救灾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他们的项目团队在下村里访点调研时最常采取的办法就是列出几项该村需要解决的问题让村民们投票，从而选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乐施会虽然是项目的出资方，但并不亲自做项目，它的员工并不是坐在办公室的，而是要深入现场，有些社区他们光是为了考察灾情、评估项目，可能要跑5次、10次。灾后有些地区道路情况非常差，乐施会的员工和当地合作伙伴不怕危险一直在前线工作，这是乐施会的工作特色。

　　廖洪涛对CBN记者表示，乐施会工作细致、认真，财务和项目管理都是非常严谨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重建项目超过200万元，“为这样一个项目我们的同事要跑很多次，我们在招标或者在验收、监督管理上都是一整套很完整的周期。尽管这个管理我们费了很多精力，我们要把资金用到最有效的地方去。”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套严格和规范的管理制度，虽然乐施会没有把钱用在标志性建设或者是重建的效果并不明显，但他们依然能够赢得香港捐款人的信任，如今，每个月都有11万香港市民自动向乐施会捐款，这保证了乐施会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促进司司长王振耀9日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像乐施会这样国际NGO的经验值得内地NGO学习，这些国际组织工作细致，在确定项目之前会认真考察论证项目的可行性，而内地的NGO大都比较粗放，专业化程度不高。

　　“过去内地NGO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资金来了他们就变成了拨款单位，而不是考虑如何运作这个项目并与捐款者产生积极互动，我们在这方面严重缺乏经验，需要向境外学习。”王振耀说。

　　赢得政府支持

　　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NGO组织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乐施会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突破。在今年1月20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及国务院扶贫办外资扶贫中心与乐施会签订《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中央政府层面认可的从事地震灾后重建的第一家境外NGO合作伙伴。

　　廖洪涛表示，在任何国家NGO与政府的磨合都是不能回避的话题，乐施会与扶贫办来签订重建协议是由于两家机构的定位基本相同，都要帮助那些受灾的贫困村。乐施会有一亿多的资金，扶贫办也有一部分政府资金，两家合作能够更大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实际的项目操作中，乐施会是项目资助者和监督者，扶贫办是项目管理者。项目预算由村民，乐施会以及扶贫办共同制定，乐施会一般与当地县扶贫办签订合同，把钱拨付给扶贫办，再由扶贫办拨付给村民。

　　廖洪涛认为，NGO与政府合作必须要有充分耐心，而且要拿自己的优势和政府合作，资金或是有效的管理经验都是NGO的优势，要让政府在合作的过程中有所收获。

　　全程参与了救灾和重建的乐施会成都办公室项目干事李弘也对CBN表示，乐施会作为基金会，它的大量项目是由合作伙伴来完成。在这些重灾区政府部门，不管是扶贫办还是各乡镇政府以及到村里面，合作伙伴和需要帮助的群体时间都非常紧张，他们也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配合社会各种不同资源来完成重建。

　　而乐施会有非常严格的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要求，这时候就往往需要跟政府合作伙伴来交流、沟通，取得它们的谅解，所以需要更多牺牲他们的休息时间，需要他们大量加班。

　　“NGO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能力，能够帮助政府来解决问题，NGO做政府所做不了的事情，政府才能有与NGO合作的动力。”李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