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一定让他非常郁闷。作为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头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并携着“金融危机最精准预言家”的头衔，他可能以为自己的学术观点一定可以在忙于拉动内需的中国受到热烈追捧，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轮番上阵的唇枪舌剑。

　　成为“众矢之的”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比如，对于克鲁格曼“中国巨大贸易顺差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一说法，龙永图反击称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作为模式选择，并不意味着操纵汇率；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张维迎认为是美国人超前消费“印钱太多”“花钱太多”，而克鲁格曼则抱怨中国借给了美国太多钱，导致美国消费需求过旺。进一步地，克鲁格曼认为，积累了太多外汇储备而面临贬值风险，说明中国之前做出了错误判断，美国“没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

　　显然，具有“经济学家良知”美誉的克鲁格曼，在为国家利益辩护时也不能脱俗。而如果把一个经济学家当作美国利益代言者进行拷问，也是克鲁格曼不能承受之重。归根结底，指责到底哪一方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罪魁祸首，在这里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不过，对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对克鲁格曼的质疑另有深意，即似乎想从克鲁格曼那里找寻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践行一种为发达国家打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这种模式选择中可谓功不可没。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必然结果。这种模式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并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而如今，这种模式的问题却越来越明显，并在这次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集中呈现，于是中国经济模式面临向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方面转型。而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似乎不大愿意反躬自省，宁愿到外部尤其是美国经济中去寻找答案。这也就是他们要热衷于与克鲁格曼讨教过招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制造之所以具有竞争力，是因为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是市场经济的选择，所以问题不在中国。同时他们又认为，这次经济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也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失败。

　　可是，克鲁格曼不可能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从学术立场上说，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当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声称这次危机是“彻底埋葬凯恩斯的机会”时，克鲁格曼正在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信，希望他颁布一个比“罗斯福新政”还要大胆和全面的政府干预方案。从具体的学术观点来说，他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早就证明，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并非贸易发展的全部因素，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各国要素禀赋相似，基于消费者偏好差异的规模经济，仍然可以推动国际贸易，给各国带来好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而不是永远满足于为世界打工。

　　因此，企图从克鲁格曼那里寻找中国经济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徒劳的。与其相互指责寻找借口，不如回到各自的问题本身。对此次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问题当然是过度、超前消费，大发国债，向全世界透支，导致信用崩溃。按秦晖先生的说法，美国人是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双过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利用独家拥有“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将风险转嫁出去。而中国人的问题，却是经济自由和社会福利的双重不足，两个方面都有大幅提高的空间。美国人患了肥胖病，却反而怪中国人太吃苦耐劳；但是我们患了干瘦病，也不该怪人家暴饮暴食。也许美国人的“病因”，倒是我们的“良药”，在自由和福利两个方面都值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