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反迁校组织者之一的王军，现在已经85岁 本报记者 何杰 摄

　　

　　原西北大学校门，当年西北大学地下党团就在这里完成了反迁校斗争

　　

　　当年西北大学文科设在报恩寺街南教场

　　“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它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

　　“它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作家狄马

　　1949年5月18日，西安解放前两天，秦岭山中蹒跚行进着这样一支队伍：一两千名学生模样的青年，被编成四个总队，他们准备从子午峪走到汉中。这是按照当局的意图正在南迁的西安大中学校学生。

　　这群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孩子，每人身上背着一袋面粉，这是他们这一路的口粮。行进途中，不时有学生从队伍中出来，借口拉肚子、系鞋带落在队伍后面，大队越走越远，刚才还因肚子疼抽搐的脸立即平静下来，一溜烟跑走了……到达汉中后，原本一两千人的队伍，只剩了四五百人。

　　当时的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这次失败的迁校。

　　迁校暗战只因——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太少了”

　　雨中的西北大学家属院，幽静而恬适，离休以后，85岁的王军就一直住在这里，他1946年从河南考入西北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西北大学团委总支书记，王军已在西安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

　　60年前，王军作为西北大学地下党团负责人之一，组织并参与了反迁校运动，在那场勇气与智慧的斗争中，反迁校取得了最终胜利。而60年后，回忆当年的往事，王军觉得：“只是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1949年4月底，尤其是瓦子街战役后，胡宗南大势已去，面对大军压境的解放军，他一方面将军队南撤，另一方面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企图将西安的20余所大专院校迁入汉中或四川。在这个特殊时期，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高校学生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努力捍卫着自己读书的权利……“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太少了！”王军说。上世纪40年代，处在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广大百姓就连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因为这一层因素，知识分子才显得尤为珍贵，处在西安各高校的学生，也就成了国共两党都要争取的对象。

　　在作家狄马的一篇文章中，对国民党想要带走知识分子的行为作了分析：“这个政权不管它此前有多少过错，不管它曾在它的百姓面前犯下多少重大的罪孽，但现在它败退了，尽管你可以说这种败退是咎由自取，但无论如何，它在兵败如山、仓皇辞庙之前没有仰仗残余势力自顾自地逃命。它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黄金、权力和美人更值钱的东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识分子。”

　　掌握这些“更值钱”的东西，不仅是今后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民心所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平静的校园里暗流涌动，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在上演……“西大的反迁校斗争先后有两次。”王军沉浸在回忆中。

　　迁校令来自胡宗南——

　　“要在一个月内迁毕”

　　实际上，早在1948年冬，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已经开始。

　　当年11月下旬，由于解放军步步进逼，西大学校当局为应付“时局的严重”，由教授及学生“自治会”代表组成所谓“应变委员会”，“自治会”本身就是校方的御用团体，其常驻会负责人朱德辉，是西大政治系四年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军统分子。

　　这个所谓“应变委员会”，把“应变”鼓吹成“迁校”。而进步分子则反对迁校，以“自治会”名义进行“民意测验”。由于广大学生在思想上没有酝酿成熟，“测验”结果800票对170票，主张迁校的占多数，理由是“怕学校受战争的摧毁”。

　　学校当局遂以此为借口，由个别教授以“应变委员会”名义派人赴西工、西农两院校活动。12月7日，胡宗南召集院校代表讲话，命令迁校，“要在一个月内迁毕，一个月后便不负责任”。

　　迁校马上要变成实际行动了，迁与不迁的问题在学生中成为争论焦点。而在当局内部对此也意见不一：胡宗南要求学校一定要随其军队撤退，而当时的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国民党陕西省府主席董钊等为了不影响人心，主张不迁，指示他们支持的“陕西同学会”反对迁校。

　　董钊说：“应变是为了避炮火，周至一带比较安全，可以搬到周至去。”于是，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与“陕西同学会”临时结合在一起，联合一些进步教授和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组成临时的反迁校联盟。

　　迁校反迁校较量——

　　进步学生和敌特的斗争

　　当时的校长杨钟健公开主张不迁校，他在校庆日向学生讲话：“不管哪党哪派，都需要大学，高级学府应该独立，不应让任何政治变动影响学府，大学教育应求在安全中完成。”于是，学生中反迁校的又成了大多数，他们要求“自治会”重新召开全体大会讨论，而以军统分子朱德辉为首的“自治会”，则直接把“应变委员会”改名为“迁校委员会”准备迁校。

　　“当时，受国民党中央指使的一部分青年军学生和少数敌特学生，都在宣传迁校四川的种种好处；陕西籍、河南籍的学生，则因家乡观念和受王友直等陕西上层人士的影响，要求学校继续留在西安。”

　　根据西安市党史研究室资料《西大反迁校运动始末》记载，反迁校斗争中，这种争论在学校“民主墙”上展开激烈笔战：一方主张迁校，以军统特务学生王维、石受成为首组成“迁校大同盟”，吓唬反迁校学生，说他们“有政治背景”，“准备替共产党开校门”，并调查反迁校学生的姓名，全校“红帽子”满天飞。另一方则提醒学生要“认清时代，当机立断”，“为了保护学校，保护最高学府的完整，反对南迁”，揭发“自治会”及朱德辉的不民主行为。

　　12月初，500多个学生签名要求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讨论，“自治会”迫于大家要求，允许于8日召开全体大会。7日晚上，特务学生到处贴标语：“请看明日大流血”、“血溅西大”、“中立派不要入会场”等。8日下午开会时，门口窗口遍布特务学生，调查入场人的姓名。由于恐怖高压，到会者仅170多人，“自治会主席”朱德辉当场宣布到会者不足“法定”人数，宣告散会。到会进步学生提出质问，门外的打手就蜂拥而入，双方顿起冲突，朱德辉趁机溜走。

　　反迁校对策——

　　之一送进步学生到边区

　　“国军强大，共军攻占西安很难成为事实”，“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可以不管国共之事，谁来了都是读书嘛!根本没有迁校的必要”……双方争执不下，一时成为僵局。

　　敌特分子也很快转换了对策，在学生中寻衅闹事，以便国民党军警可以进校抓人，对进步师生进行镇压。为了保护学生，地下党组织则叮嘱党团员和进步学生，不要做任何过激行为，免得授敌以柄。

　　敌特分子又采取苦肉计，自己打自己人后又公开扬言：西北大学有学生闹事、打架，妄图借此引军警进校捕人。地下党组织则一方面坚持斗争，同时决定把那些被敌特分子监视的学生或自愿去的学生，分期分批地送到边区。“迁校哪儿有说的那么容易？胡宗南还要留着汽车给自己搬家呢！”王军说。

　　根据当时情况分析，究竟迁与不迁，校方虽有迁移准备，但还没有明确公布。据《西大反迁校运动始末》记载，西大以下几件事情客观上影响了迁校：首先是交通工具问题。西安各交通机关，除给胡宗南运送家属及物资外，自身搬移已感困难，要为西大搬迁几无可能。仅西大全部图书、仪器、药品等，估计需要30多只大木箱方可装运，车从何来；其次是搬迁经费。仅西大的搬迁费曾预算需金元券750万元，而陕西省全年教育经费不过600万元。“更何况截至1949年1月中旬物价飞涨，是1948年11月中旬物价的6倍，没有钱怎么搬？”王军说。

　　几乎是和西北大学第一次反迁校的同一时间，西北工学院1948年10月也开始反迁校斗争。以“我们要有安定的读书环境和条件”，“迁校师生就将流离失所，甚至被胁迫去当炮灰”等理由串联广大师生，反对迁校。

　　之二“让学生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1949年春，蒋介石决定放弃西安，胡宗南下令西北大学随军入川。决定西大命运的时刻到来了，第二次反迁校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此时，正值解放战争向全国推进，胡宗南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因此，第二次反迁校斗争是与国民党的最后一战。

　　国民党当局对西大的迁校准备4月中旬就开始了，如派人去四川勘察校舍，整理文书档案、包装图书器材等。过了一阵子，才披露消息，成立迁校委员会。得知这一消息后，进步学生马上发动反迁校签名，用各种名义，组织时局讨论会，说明会战不在西安，将在四川，留则存，迁则亡。

　　“为了打开局面，我们首先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学生知道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王军说。1949年新年伊始，延安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不久，又播发了天津战役全歼顽敌陈长捷所部和北平和平解放的新闻，共产党地下组织把这些新闻稿翻印交给西大进步组织，一夜之间，他们就把这些新闻稿贴遍西大校园，全校随之自动停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当局，西安绥靖公署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地驶进西大，特务们进进出出，如临大敌。西大训导处一伙人神情紧张，对着新闻稿又是拍照，又是抄录，又是查指纹，又是对笔迹，然后，撕的撕，洗的洗，忙活了一阵子。“再怎么查，师生们毕竟都已看过了。此次斗争争取了不少人。”王军说。

　　之三白天回校吃饭晚上校外住宿

　　与此同时，进步学生拜访教授们，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大多数教授是通情达理的，大家都看得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况且学生不走，老师走干什么去呢？至于学生，一想起远走异乡，流离失所，人地生疏，生活无着的惨状，谁会积极走呢。“胡宗南一看不妙，校门口设了双岗，特别是到了夜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还命令把军队开进西大，设立登记站，不登记迁校者，将停发贷金。”王军说，经过商讨，学生们的对策也出来了：用各种办法向广大同学说明，登记了就要受军队摆布，只要大家都不登记，不会不让吃饭。这一招很有效，原因是绝大多数无政治背景的学生，或观望或迟疑，有人号召自然听从。果然绝大多数学生不登记，饭还照开。极少数反动学生主动登记，也没人跟从。

　　为预防敌人利用夜间戒严，武力裹胁，学生们发动起来，白天回校吃饭，夜间外宿，有条件的就近投亲靠友，关中各县的回家暂住。那一阵子，国民党的一些单位纷纷迁走，空房子不少，离西大较近的国民党高等法院等处和南郊的一些小学，一到晚上，都住满了西大学生。

　　反迁校取得胜利——

　　胡宗南仅带到汉中几百人

　　按照胡宗南的学生强迫疏散计划，当时的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教育厅厅长高文源等人，采取一切方式，煽动诱骗西安大中学校学生迁移汉中上学。

　　5月13日，国民党陕西省府主席董钊召集学生训话，称时局紧张，要“抢救”学生，要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以后即以集训为名，编制5个大队，下令各大中学校学生，携带行李，于17日以前到各大队报到，随军出发，并以停止伙食开除学籍相威胁。

　　各校学生闻讯，当即相率隐藏，两三天内藏匿一空。胡宗南无计可施，只得改变计划，将5个大队缩减为3个大队，但报到者寥寥。个别报到的学生，亦系迫于生计，只报到吃饭而不搬行李。

　　根据历史资料，当时在全西安市共有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等7所高等院校，学生人数至少达到5000余名。但此时只有一千余名学生被集中，胡宗南没办法，只能把这批“逃亡”学生编为4个总队，国民党西安保安副司令张坤生等4人分任总队长。由张坤生等带领，从西安经子午峪入秦岭山到汉中。

　　整个迁校斗争，除了孔祥熙所办的私立铭贤学院迁到成都外，其他学校均未迁移。西安解放后，除甘肃籍学生回原籍外，大部分学生均陆续返校，各中等学校于5月27日复课。

　　当时大学生最多的西北大学，有509名学生于5月27日返校，30日复课。返校的学生都拿到了人民政府的补助。1949年5月29日《群众日报》报道：“人民政府发麦子3000斤维持他们目前生活……”本报记者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