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山讲述王友直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报记者赵雄韬摄

　　

　　王友直晚年照片

　　

　　如今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当年是国民党西安民众自卫总队的办公地点。该总队1948年刚一成立，就被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掌握

　　■1926年，王友直在去苏联学习的路上加入共产党；回国被捕后脱党，加入国民党

　　■1946年，王友直成为国民党任命的最后一任西安市市长

　　■1948年8月，这位经历复杂的国民党市长帮共产党地下组织掌握了一支“反动武装”

　　■1960年11月，王友直获特赦，后被定为“起义人员”

　　时间追溯到1926年。那一年，一个叫王友直的共青团员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列车，他是陕西韩城人，那年24岁，刚刚从上海大学毕业，受党的委派，前往莫斯科学习。列车行至海参崴的途中，王友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24岁的他与还是共青团员、正积极申请入党的蒋经国住进了同一个宿舍。又高又胖的王友直睡上铺，矮小敦实的蒋经国睡下铺。邓小平担任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那几批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后来大致有这么几种命运：一部分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一部分人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还有一部分人回国后退出政治舞台；也有一部分人，回国后自行加入国民党，或者被捕后加入国民党。

　　王友直1931年回到国内，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组织宣传部长。1933年被捕，次年脱党，逐渐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被授少将军衔。1946年，蒋经国任命他为西安市市长，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任西安市市长。

　　省政府参事、93岁高龄的雷振山老人，见证了王友直在西安解放前的艰难抉择。

　　周恩来勉励，让他惊喜交集

　　王友直在政治上有两条不变的宗旨：一是绝不反共，二是不打内战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似乎都经历了“意识形态塑造”、“政治信仰抉择”、“关键时刻站队”几个过程，王友直亦不例外。而苏联留学时期的“意识形态塑造”，更是王友直整个政治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虽然1933年被捕后，脱党并随之加入了国民党，但王友直在政治上有两条不变的宗旨：一是绝不反共，二是不打内战。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他确实没有危害过共产党。

　　对于这个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的“前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战线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策反工作。1941年冬天，周恩来途经西安时，甚至单独找王友直密谈，提醒王友直一定要对形势作出客观分析，掌握民心所向，并且对王友直加入国民党表示一定理解，希望他继续为共产党工作。

　　周恩来的勉励让王友直惊喜交加，随后的一席话更让王友直感激不已。周恩来说：“你在苏联的爱人和女儿给你有信，现在在邓颖超那里，回头我派人给你送来。”

　　那次密谈，初步打消了王友直对自己当年脱党行为的顾虑。

　　60多年后，当年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做外围工作的雷振山回忆，1948年，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使王友直下定决心再次向共产党靠拢。不久后，他便帮助西安的地下党掌握了一支2000多人的“反动武装”。

　　将“反动武装”指挥权交给共产党

　　地下党员常常坐在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的办公室，从事“地上”革命工作

　　1948年8月，胡宗南为了加强西安的防御能力，决定拼凑力量，成立一支由2000多个商号学徒和壮丁组成的西安民众自卫总队，让王友直担任总队长。

　　消息一传出，各方都暗自争夺这支武装，谁当上了副总队长，谁就掌握了这支武装的实权。参与角逐的有胡宗南的几个心腹、军统分子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见有此机会，更是千方百计坚决争夺，使其成为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以利于西安解放。

　　经过王友直坚决举荐，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公开身份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闵继骞，担任握有实权的副总队长；同样受共产党指派的雷振山，成了西安民众自卫总队直属大队的大队长。“这等于说，把用来抵抗共产党的武装交给了共产党。”雷振山说，自己就是在这时和王友直建立了联系。当时民众自卫总队天天在西安街头巡逻，等于给地下党组织加强了保卫力量，地下党员常常坐在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的办公室，从事“地上”革命工作。

　　王友直铺路，雷振山“抢枪”

　　王友直安排雷振山以军校的名义，把国民党长安县政府借的300多支步枪要回

　　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成立不久，武器弹药奇缺；总队下辖12个大队，23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只有二三十支步枪，每支枪只有十几发子弹。

　　王友直宴请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负责人，解决了800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同时，国民党长安县政府曾借这所军校300多支步枪，地下党和王友直安排雷振山以军校的名义，把这些枪要回。“那是300多支水连珠步枪，好枪啊！这样的枪能连发，供弹、发射干脆利落；刺刀也长，穿刺力强，杀伤效果好。”雷振山喜欢枪，回忆起60多年前找长安县县长要枪的那一幕，依然兴奋不已。

　　雷振山接下要枪的任务后，半个多月里往当时位于大兆镇的长安县政府跑了5次，每次那个县长都避而不见，不愿还枪。而雷振山获悉，对方已经把枪收集到一起，10支一捆，放在县政府的库房内。

　　他向地下党的领导汇报情况时，领导笑呵呵地说：“你以前挺能干啊，怎么连这件事都办不好？”“受到批评，我脸红了，带着30多个兵开辆卡车就冲进了长安县政府大院。”雷振山下车后命令手下把库房的锁砸开，迅速把300多支枪搬到了车上。这时，那个县长带着几个警察走过来，气势汹汹地质问：“谁让你们抢枪？”“我带着正式批文来要，跑了5次你都不见，只能抢，想动武的话现在就拉开架势。我打麻雀不行，打大点的老鸹，10枪能打下来8只。”雷振山拍拍腰间插着的手枪说。

　　瞅瞅雷振山的腰间，八成是手枪掏出来再插到腰里的次数多了，棉裤都被磨破，一看就是使枪的老把势。那县长的态度马上转变，“好，好，你拉走吧，年轻人不能这样冒失”。

　　雷振山回忆，那次“抢枪”，让王友直对他这个共产党的外围人员刮目相看，不断称赞他“能干”；此外，王友直除了帮这支“反动武装”搞枪，还给共产党送过情报，设法营救过一些被捕的地下党员。

　　被胡宗南指定留守西安

　　为防止战争毁坏，王友直给档案室修建“重墙”，这些档案后来都完整保留下来

　　1949年2月，胡宗南在西安崇廉路国民党招待所举办春节联欢会，特意安排王友直坐在首座。胡宗南一身戎装，举起酒杯向在场的人说：“西安的防务固若金汤，对这点我很有信心；国军会坚守西安，用最新式的武器，给共党以重大打击，誓与古城共存亡！”

　　接下来，胡宗南话锋一转：“这个坚守西安的光荣任务，就请王友直市长负责！王市长是久经锻炼，经验丰富，意志坚强，忠于党国的可靠同志，一定能体念时艰，完成此艰巨任务！”

　　根据胡宗南将放弃西安南逃的态势，地下党希望王友直认清形势，适应历史的发展，始终要和人民站在一起，并要求王友直保护好国民党政府的所有档案卷宗，以利于西安解放后被解放军接管。

　　为防止重要档案在战争中毁坏，王友直给档案室修建了“重墙”，解放后，这些档案都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

　　如今，如果去未央路上的西安市档案馆，甚至可以查阅到当年中小学生写的作文。

　　1989年，王友直曾在回忆录《西安在黎明到来之前》中这样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不少坎坷之途，但始终坚信：在其他问题上，可容有糊涂之处，但在政治上必须精明。所谓精明就是要顺乎历史潮流而动，必须以民心所向为归宿。”

　　但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王友直并非每一次都能抓住为共产党做事的机会。

　　1948年冬天，胡宗南组织了一个叫“锄奸救国同志会”的特务组织，首先邀请王友直参加，王友直表示不感兴趣。胡宗南后来又设宴招待王友直，暗示将由王友直担任领导工作，王友直表示：“既然是胡先生垂青，当无条件拥护。”

　　胡宗南说还有一个条件，他与王友直各出10根金条，每根金条10两，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要王友直“慷慨解囊，为党国效力”。王友直回答：“很惭愧，要是为胡先生办事出力，理当竭尽全力；要是出钱，我还没搜罗到这么多黄金。”

　　此后，再无人跟王友直提起这件事，王友直以为他那段辞令非常得体，无懈可击，省钱省事两全其美，但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却不以为然：“你可以参加嘛，如果参加了，在胡宗南的秘密组织里，无疑会得到更多情报。”只是，拒绝的事不好再刻意提起。

　　西安民众自卫总队也遇到过一次麻烦。国民党陕西省府一个秘书看中一处地段，于是驱赶居民，霸占了那里的房屋，民众自卫总队听说后又把那名秘书赶了出去，让居民搬回。这个举动惹怒了省府，把民众自卫总队一个大队长给抓了起来，虽无“通共”的证据，但辱骂这个大队长是“屁红子”（指靠近共产党的人）。王友直听说后怒不可遏，找到省府大闹一场。

　　由于王友直与蒋经国上下铺的特殊关系，对方只能把那个大队长放了回来。

　　遭国民党胁迫南逃

　　“我身边特务密布，无法脱身，只好先随胡宗南一起南逃，到外地继续为党做工作”

　　西安解放前3天，5月17日傍晚7时，胡宗南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南逃、疏散事宜。胡宗南此时虽然还有几十万重兵，但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已成惊弓之鸟，除了逃跑别无选择。

　　当时，胡宗南的幕僚中曾存在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联合西北的马步芳等军阀，固守西安，静观局势变化；一种主张是退守西南，联合四川军阀，伺机反扑。胡宗南认为西安平坦无险，不易坚守，并且西北军阀各怀异心，很不可靠，和他们联合困难；四川山重水复，容易防守，于是决定撤往四川。

　　临逃之前，胡宗南还想趁机大捞一把，在西安各富户中征收“特捐”，所有殷实商店和大工厂的老板都被列入“特捐”名单。当胡宗南的手下向他们索要时，他们回答：“钱早花光了，没有现金，只有土地和房产，如果需要，非常愿意捐献。”

　　胡宗南哭笑不得，连西安都要放弃，还要土地房产干什么？

　　当天晚上11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王友直的房子里响起，胡宗南紧急约见王友直。在小雁塔绥靖公署，胡宗南指着地图上的西安北侧说：“共党已逼近西安，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再举，决定转移阵地。现在大家回去收拾东西，凌晨3点以前到飞机场集合，不得有误。”

　　雷振山回忆，王友直离开绥靖公署后，深感时间紧迫，要办的事情太多，派车把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骞接来，安排了自己走后要做的工作，并任命了一个代理市长，告诉大家听代理市长的话，坚守岗位，保护好政府财物。

　　王友直留给了闵继骞一千块大洋，送给共产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一部电台和一辆小汽车。当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来电话要见王友直时，王友直说：“我身边已特务密布，胡宗南的电话不断催促，已无法脱身，只好先随胡宗南一起南逃，到外地继续为党做策反工作。”

　　5月18日凌晨，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王友直离开西安。飞机升至古城上空时，王友直称：“我个人虽然还要浪迹外地，但西安终于从黑暗中迎来黎明。”

　　雷振山说，其实党组织是想让王友直留下来迎接解放的，但他被特务看守很紧，只能看着他被胡宗南胁迫南逃。

　　解放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常委

　　“关键时刻，何去何从，非功即罪，我必须作出慎重的抉择”

　　王友直离开西安后，先到了汉中，关于王友直“通共”的流言四起。王友直又匆匆飞往兰州，9月又转往成都。在成都，王友直没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最后又辗转至香港。

　　王友直到香港时，已经到了9月下旬，本想通过中共驻港代表团联络西安的共产党组织，但中共驻港代表团全体人员已经奔赴北京，参加开国典礼去了。香港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给王友直出主意，让王友直登报声明，先脱离国民党政权，再名正言顺地去北京。“我考虑公开发表声明，不利于做策反工作，还是当个‘流亡市长’的好。”王友直谢绝对方好意，再次返回四川。

　　返川后，王友直策动他的学生、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师长吴楷率部起义，由解放军十八兵团收编；还给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长李振发密电，促其起义；国民党陕西省公路局南撤到四川后，从陕西带到四川很多辆汽车，王友直劝他们全部移交给进入四川的解放军。

　　在秦岭北边，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在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时，早在地下党外围成员闵继骞和雷振山的带领下起义。胡宗南的部队一撤出，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就接管了西安的防务。解放军进城后不但没有抵抗，反而在胳膊上系上红布条，成了替解放军维护治安的力量。

　　被地下党掌握的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及时起义，成为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西安的关键。几天后，这支2000多人的队伍中，就有900余人自愿加入了解放军，在解放兰州的过程中立下了功勋。

　　大军进城，古城西安没有出现“你死我活”的战斗场面，不但使这座千年古城完好保存下来，也使当年59万市民平安度过新旧变更的那几天。

　　雷振山说，王友直跟随胡宗南逃走后，成为解放军通缉的“战犯”，但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加强了王友直家中的警卫，以保王友直家人的安全。

　　直到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王友直见到了贺龙，才得以返回西安，后被关押入狱。1960年11月获特赦，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王友直后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

　　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评价自己：“关键时刻，何去何从，非功即罪，我必须作出慎重的抉择；而我也终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本报记者 王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