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

　　焚烧秸秆“雾锁蓉城”是一个老问题。新的问题是：在成都本地焚烧之外，相邻一些地区的焚烧使污染加剧。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秸秆焚烧的“外部性”问题，不仅仅体现在个体的农民身上———即农民为一己之便、一己之利，将污染成本转嫁给社会；也体现在地区之间———即某个地区秸秆焚烧带来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其他地区。由于污染制造者与承受者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污染“外部性”超过了地方政府的管辖边界。一个地区禁烧秸秆再雷厉风行，也不能解决地区之间的第二种“外部性”难题。因此，要治理秸秆焚烧的问题，可能还需要通过更高层面，建立一个地区之间步调一致、加强合作的联动机制。

　　但问题在于：行政的铁腕手段，是否是禁烧秸秆的治本之策？政府禁烧的确有法可依，然而执法成本太高，违法成本又太低。

　　归根结底，农民焚烧秸秆，是小农经济的产物。由于小户经营，田地七零八落，秸秆集中收购、另做他用成本高昂，远不如付之一炬来得方便，还可以当肥料。如果土地进行规模经营，农业实现产业化发展，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同时，由于监管对象减少，政府监管也更加明确而有效。因此，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才是解决焚烧秸秆的根本出路。

　　但农业规模化经营，非一日之功，秸秆焚烧、环境污染却迫在眉睫。除了行政监管，还有什么现实办法可以选择？污染权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也许可以提供一条通幽曲径。农民秸秆焚烧，的确将污染成本转嫁给了社会；然而反过来，政府禁烧秸秆，想收敛这种“外部性”，让农民承担全部成本，实际上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农民负担。这于法有据，却未必合情合理，且是监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污染权的交易机制，如今在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市场上，“污染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两年前，就有10多家欧洲企业到成都来购买“废气”。如果也可以赋予农民一定的污染权利，并且把这种权利纳入可以交易的市场机制，那么，可以让那些需要更多污染权的企业购买农民的污染权利，由企业出资进行秸秆的集中收购和利用、处理。这既可以减轻政府压力，还可以保护农民利益。

　　当然，污染权交易这种工业化催生的制度用于农村，绝非易事。但按照市场规律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也许有思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