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仍是战斗的一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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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9日下午，第一野战军6军指战员渡过渭河，全歼渭河南岸敌军后向西安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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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0日凌晨，第一野战军占领三桥火车站，铁路工人用火车运送解放军赶赴西安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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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99岁的罗元发将军斜靠在病床上，鼻孔插着氧气管。肺炎和糖尿病使老人身体虚弱，但精神看上去还不错。老人的谈吐已很含糊，但提起西安他仍很激动。在叙述中，他还记得渡渭河时的艰苦，还怀念着曾经的战友。
司令部紧急开会进西安
1949年，西北野战军攻占铜川、耀县等地，解放了渭北广大地区。胡宗南集团收缩兵力，向后撤退到泾、渭两河。4月，习仲勋传达中央决定：华北十八、十九兵团入陕。进驻陕西部队抓紧训练，准备好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罗元发，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6军军长。5月17日晚，部队驻扎合阳，他突然接到了开会通知，到野司参加师以上干部会。这位39岁的来自福建龙岩的年轻军长，心里有点兴奋，要打大仗了。罗元发先得到的消息是，胡宗南要向汉中逃跑。接下来传达彭德怀指示，胡宗南决定从宝鸡沿川陕公路入汉中，我军要抓住有利时机向西追击歼敌主力，同时解放西安。
副司令员张宗逊问他：“把解放西安的任务交给你，有困难吗？”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
罗元发还被特别嘱咐，西安是大城市，搞好城市建设很关键，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还是工作队，进城后要及时与地下党联系。得到了解放西安的任务，罗元发赶紧在军里开会。十六、十七师侦察部队出发，查明咸阳敌人兵力防御部署。19日下午，各部队按照各自部署到达渭河北岸。
进攻前干部先找代理人
北京，空军指挥学院。曾参与解放西安的老战士黄继甫老人靠着沙发，大笑着。
“从泾阳前往渭河，过程非常顺利。”黄继甫，时任一野6军17师50团政治处主任。接到上级命令准时到达咸阳。“当时，我不知道部队具体安排，只知道大方向是往西安，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他操着四川口音说，直到5月19日下午，才接到次日解放西安的命令，团部就赶紧给战士们作动员。
黄继甫对胜利充满信心，“那时我们心里都清楚，胡宗南的部队都跑了，对岸只剩保安部队，这仗应该不成问题。”他皱了皱眉，别看心里这么想，该做的工作还要做。黄继甫清楚地记得，50团战前开动员大会，是在19日下午5点左右。“每个人都拟定作战计划，主要是想俘虏几个人、缴获些什么装备及如何在战斗中立功。”
那时，部队在打仗前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干部们要找好代理人。连长牺牲找谁代理，班长牺牲队伍谁带？“一般情况下，都是副手来代理。”黄继甫说。当时有个副班长，也要找人来代理，理由很简单，牺牲了怎么办？他找了班里的山西籍战士叫邢满诚（音），入伍后副班长一直带着他，手榴弹甩得远，战斗经验丰富，很勇敢。
芦苇插入河里当标识
冯战军当时是50团的宣传干事。前期动员工作结束，部队被要求就地驻扎，周边派出了大量岗哨，目的就是要保证安全。“战士们心里都很明白，明天目标就是西安城，进西安须按计划渡渭河。”他说，部队里多是河北、四川籍战士，压根不熟悉眼前这条河，哪里能走哪里危险？谁都说不清楚，但河总不能不过吧。
天色渐渐晚了，河面上已是漆黑一片。“这河怎么过成了大问题。”冯战军说。
指挥员从当地找来老乡，让他们带着来到渭河边，亲自查看渭河的情况。很快就把情况搞清楚了，最佳的渡河路线找到了。怎么才能保证次日准确，战士们当然有办法。他们拔下芦苇插到水里，苇秆在水里连成了线，这就是部队渡河的标识。
其实，渡河完全是部队无奈之举，渭河上本来有咸阳铁桥，国民党部队在解放军到达前将铁桥炸断了。
三人干掉渭河岸上碉堡
5月20日子时刚过，部队偷偷进入阵地，准备开始偷渡渭河。冯战军说，50团接到最新任务，派突击队先行登岸。突击队选择了咸阳铁桥，敌人虽然把桥炸毁了，北岸的桥还保存完好，起初还能够沿着桥走，但走到一半时桥就没了。60年后他还清晰记得当时的场景，没路了，战士们跳进水里向前走。
本是偷渡却出现意外情况，阵地上空突然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河面照得亮如白昼，紧接着，对面敌人猛烈地向渡河部队射击。罗元发接到了前方的报告，说突击队被敌军发现。他赶紧命令集中所有火力，掩护渡河部队，偷渡改为强渡，要确保成功。
河中遇阻的突击队，派出三名战士组成突击组，继续向南岸前进。冯战军仍记得他们的名字：马宏勋、刘永白、高文英。“三人游到对岸后发现，这是个陡峭的崖壁，根本就上不去。”他回忆，当时后面战士很担心，崖边上就是个敌人碉堡，不知道三人有没有发现。
马宏勋三人显然看到了。“他们三人搭成了人梯，相互踩着肩膀，最上面的人刚好过崖边。”接着扔出手榴弹，将碉堡内敌人的一个排干掉。
大部队随之开始渡河。
战士光着脚丫向西安跑
三个人相互协助上了岸，冲向敌人另一个掩体。掩体藏着一个炮排，三人立刻冲了上去，大喊：“不投降就打死你们！”敌军排长赶紧求饶：“这些都是我的弟兄，你们要啥给啥。”
马宏勋用枪一指大声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你们一针一线，只要你们缴枪投降，保证生命安全。”炮排排长当即投降。大部队向河对岸全速挺进，战士们大喊着“打进西安，活捉胡宗南，怨抱怨，仇报仇！”的口号奋勇冲锋。
黎明时分，全歼河防守敌暂二旅第六团，胜利完成了抢渡渭河任务。黄继甫等团干部也开始渡河，“当时是渭河的枯水季节，河里面的水并不算太深，我们是踩着炸掉的桥过的河。”接着，部队全速向西安城挺进，由于过渭河时袜子和鞋丢了，有些战士光着脚丫向西安跑。
“咱也能坐火车进西安”
从渭河向西安进攻，兵分三路左中右前进。60团干部张笃信率人来到三桥，恰巧路过三桥火车站。他当时有个想法，听说解放军解放太原的时候，是坐着火车进的太原城，火车站里肯定有火车，“咱也能坐火车进西安”。
张笃信开始在站里找人，“调度室根本就没有人，北边瓦房有人打开门张望。”他回忆说，估计是老乡比较害怕，他就走了过去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对方回答：“我们不怕解放军。”让他心里有了底。不过铁路职工听说他们是来解放西安的，还有点不信——“你们多少人能解放西安？”
张笃信笑了笑，“延安的部队都来了，解放西安不成问题。”有职工问：“你们来了还要走吗？”当听说部队留在西安不走了，所有人的情绪都平静了许多。
询问火车的事，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火车还在，但去咸阳的铁轨坏了，要火车还有什么用。”当听说解放军要进西安城，工人毫不犹豫地说：“走，咱们开火车去。”
张笃信找到团长刘光汉，把好消息说了。“这时，已有部队过了三桥，团长下令停止前进，赶紧回来坐火车。”他回忆道。
坐火车半路遭遇逃跑敌军
队伍中途接到了返回命令，“大家都以为发生意外了，赶紧往三桥火车站赶。”直到看到火车开回来，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火车前后都有火车头，车厢有四五节都是硬座，大家上车后，把机枪架在车厢窗口，还有人架在了车顶上。“还将红旗绑在了火车头上，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张笃信说，联系到火车的他很遗憾，由于要接应后面的部队，他没能坐着火车进入西安。
17师后勤部粮秣科科员梁玉章，19日被抽调到前方指挥所。当时坐在火车上很高兴，工人用轧道车前面探路，防止铁轨上有炸弹。火车行驶到火烧壁时，轧道车工人不停挥手，听不到在说什么，但明白有意外情况发生。
此时远处有支部队，沿着铁路线正在走。“那距离说实话有点远，分不清到底是友是敌。”战士们立即端起枪做好了战斗准备。指挥员没下战斗命令，观察着对方的情况。
远远看到大盖帽和大帽徽，说明对方是从渭河逃跑的国民党军，“国名党军队也看到我们了。大家都以为要有场恶战，没想到敌军官撒腿就跑，整个军队当时就乱了。”张笃信说，只听到指挥员喊了声“打”，战士们都跳下火车追赶，车顶上的战士开枪扫射。
部队兵分两路继续前进，一部分前往小北门追逃兵，另一部分迅速前往火车站。
新城广场附近的战斗
黄继甫也从火车上下来，和团长刘光汉坐着轧道车，继续向西安方向前进。
49团正在攻打西门，西门那时被土袋子堵着，部队跟守军进行交涉，同时派人将炸药包放在城门洞口，准备随时炸开城门进城。守门军官闵继骞是地下党安插的人，他下令自卫队停止抵抗听候改编，部队迅速进了城。
此时，车站上还有几百名敌军土兵正在抢运物资。敌军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老百姓比敌人还多，乱哄哄地跑来跑去。直到听到喊话：“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大家才站住脚，火车站敌人被全部缴械。黄继甫到达北门时，解放军已经将城门控制。
20岁的梁玉章带着23名战士，被派往城内执行任务，占领“皇城”，就是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在地，在如今的新城广场北侧。“来到西华门时，发现新城广场这片有两个碉堡。估计碉堡里还有几个人，双方展开战斗，敌人很快就被消灭。”梁玉章分析，这里可能并不是正规军，因为敌军射击零零散散。他们担心周围有埋伏，就在周围挨个房子进行搜查，但没再发现新的敌人。
冲进敌政府，看到一片狼藉：“除万国旗还悬挂在中央外，每个屋子都是乱七八糟，文件资料、图书画册、办公用具散落一地。走进警卫处，各种短枪子弹、枪套俯拾皆是，足以想见他们逃跑时的狼狈景象了。弹药、绸缎、面粉、被装等四个仓库，仅普通面粉和特粉就有数十万斤。”
梁玉章在此处安排了几个岗哨，就这样解放军全面控制了新城广场。
1949年5月20日上午11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6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城。
老乡下棋测试解放军态度
西安解放了，部队可没有闲着，也发生了不少事。冯战军还记得这么两件事，有个连长鞋子过河时破了，看到城里面有很多鞋店，就想着能换双新鞋穿，但又不敢自作主张，就向副团长申请，最终是领导同意才换的。
当时，市民不了解解放军，部队的宣传队就进行宣传。有老乡提出，要跟宣传干事下象棋。“老乡第一盘主动认输，第二盘胜了解放军。”冯战军说，后来老乡跟他们说，他真正目的不是下棋，是要测试解放军对输或赢的反应，看看解放军对老百姓的态度。
黄继甫带着部队继续往北郊前进，保卫发电厂和大华纺织厂。敌人残部本来想占据这些厂顽抗，看到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就都跑了。“20日晚上，西安漆黑一片，部队就在北郊驻扎。炊事班那时还都在咸阳，战士一天没吃饭饿得慌，幸亏工人们送来了馒头。”黄继甫说。
那夜西安还依稀可以听见枪炮声，大家还是比较警惕。当日下午2时，罗元发随军部进入城内，市民高举着小红旗，有的手棒茶水，站在街道两旁欢迎解放军。一群群学生高呼着口号，向解放军表示敬意。
当晚，罗元发接到了野司的电话，转达了彭德怀的新指示：“6军要加强西安的防御。”军部随即决定举行隆重的入城式，以鼓舞军民士气。
22日上午，部队在南门外集合，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入西安城。本报记者 杜俊岭
当年解放西安的解放军6军军长罗元发——
向西安人民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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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岁的罗元发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采访时，听到西安解放四个字，病床上的罗元发很激动，将头离开枕头频点着。老人已是99岁高龄，问答只能靠秘书“翻译”。秘书对来访的客人，总会嘱咐“首长病得非常厉害，不要说太长时间”。
将军的脸上和额头，布满黑褐色老年斑，但依稀能见当年风采。60年前，罗元发带部队打进西安，时至今日他依然记得，解放前地下党提供了许多胡宗南的情报，对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那段久远的历史，他最挂念出生入死的战友。随着岁月的远去，健在的人越来越少，他还能清楚地记得一些战友的名字。健在的战友偶尔打电话问候，但联系越来越少，大多只能通过秘书转达。
考虑到老将军的身体状况，记者和他短暂交流，临走时将军叮嘱：“代我跟老战友说，‘我很好。’代我向西安人民问好！”
本报记者杜俊岭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