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钟楼上挂着毛主席像，市民生活井然有序

　　1949年3月，延安。

　　夜晚宁静，有些冷。贺龙忽然敲响杨健住的窑洞的门，杨健披上棉袄走出来。“准备打了？”杨健呼出的气息在半空中凝结成白气。贺龙笑呵呵地递过来厚厚一沓材料，表示这是在西安潜伏的同志传回来的，是西安各行各业的详细情况。贺龙说：“准备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个西安接收纵队，你来当队长！”

　　日前，杨健的女儿杨玉玲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杨健家是西安市曲江春临村人，熟悉西安情况。担任西安接收纵队队长前，曾担任解放军西北民主联军五十五师师长、西北野战军四纵副参谋长等职。

　　1949年5月10日，5000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走出延安，21日首先到达咸阳，确定西安已解放后，当天晚上进入西安。

　　进城前

　　对西安已相当了解

　　即便在上个世纪中期，西安也是西北第一大城市，全市人口69万。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早在西安解放前3个月，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详细搜集、汇编了西安市的市情资料，包括财政、金融、工商、交通等经济情况，国民党、三青团、特务机关、社会团体等政治情况，学校、社教、报纸、剧院、商店、广播电台等文教情况，还有市区地图、市民风俗汇编等。

　　正是如此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杨健和他的接收纵队进入西安后，有序、深入地开展工作。拥有69万人口的城市，极有秩序地完成了它的政权更替。

　　西安车辆厂的离休干部刘涛，是当年从延安南下的接管干部之一。他回忆，纵队进城后，立即组建了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警备司令部，1949年冬天，军管会完成了对一个城市的接收使命，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

　　严禁坐洋车

　　禁跳交际舞

　　“进城时，接管干部都自带了3天干粮，担心刚进城，供应不足，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杨健的女儿杨玉玲说，父亲当时工作繁忙，人一下消瘦很多。

　　当时，西安每日需要消耗粮食600吨，消耗煤三四百吨，连同油、盐、蔬菜等在内，至少1100吨以上，调剂工作繁重。当时，杨健给南下接管干部的要求是，进城后一律服装整齐，腰里绑麻绳，提棍子，乱穿衣的仪容是进不得城的。在西安已经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也要穿着解放军制服。

　　西安接收纵队对接管人员的要求也相当细致，比如入城人员严禁进饭馆、闲游街道、坐洋车等行为。

　　“延安所盛行的交际舞也被暂时禁止，解放前，西安不兴这个，在西安跳舞的人仅限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当年接管西安的干部、如今已退休在家的王长名老人回忆，如果解放军一进城就跳交际舞，市民必然说“昨天刚进城今天就腐化了”。

　　进西安前，接管干部就已经准备好了大量宣传用的报纸，还从东北解放区弄来一些宣传解放的影片，一进城就马上给市民放映，起到了安定秩序的作用。

　　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

　　必须登记

　　当时要求接管人员提高政治警惕，对于不必要别人知道的事情，绝不乱讲；对外说话要细心，不许超越政策范围和上级规定。

　　刚开始的接管要求中，还规定留在西安的国民党党员与三青团员必须登记，但后来做了一些变更。

　　杨健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觉得，西安的国民党员与三青团员，大部分不是自愿参加的，而是被迫集体参加或因生活与职业问题被迫应付参加的，参加后很少有反动行为，而且为数太多，差不多工教人员均属之，如果马上勒令登记，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恐慌怀疑，造成敌特活动的有利条件。”

　　杨健建议，经过一个时期后，让一般的国民党党员与三青团员更明了共产党政策后，再号召他们自动报到登记，这样比较稳妥。

　　由于缺少城市管理经验，在一些部门也起用了原来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公务人员，例如交警，经过简单的诉苦教育后，以前的交警在胳膊上系块红布，就又重新站在街上维持起秩序。当时，共产党把旧的公务人员分为“可改造”的与“不可改造”的，对于“可改造”的，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就可以恢复工作，或者重新安排工作。

　　由于政策开明，接管队伍进城后，共产党以它惊人的影响力、感召力，迅速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很快转换成一种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使西安从腐朽中重新诞生了活力。本报记者王晓亮

　　进城坚持少杀、慎杀

　　家住明德门小区的吕新良老人回忆，延安来的接管干部刚进城后，街上贴的宣传告示上写着解放军的进城纪律。

　　进城纪律要求严明：一切部队机关人员严禁无故鸣枪，打手榴弹、信号弹；除军管会指定之治安司法机关外，机关部队没有逮捕人的权力；对首要战争罪犯、持枪抵抗的反动武装、特务等，必须紧急处理的，才予逮捕，并马上送交治安机关，不得擅自扣押、处理。“杀人捕人，必须特别慎重，除重要的破坏活动的政治犯非及时镇压不可者，经过法律手续处决外，不要过多地处决人犯。”进城后，以稳定为第一要义，即便对待来不及逃走的敌特人员，也坚持少杀、慎杀的原则。

　　对工商业者保持足够的尊重，规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一律保护，不受侵犯。一切公共建设、房屋用具、门窗玻璃、树木及图书、文件、表册等，均要严加保护，不得破坏。

　　入城部队和人员，必须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私入民房，不强买强卖。甚至包括“注意卫生，不随地便溺；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行人、车马靠右走”等细节性的问题。“入城的解放军一律穿着制服，对待群众热情、大方、和气、庄重。”家住吉祥小区的吕洪生说，解放军进城后，很快就开始清查户口，发居民证；恢复了电灯、电话、邮电；电影院也很快恢复上映电影。老百姓水、电不通了，找到解放军干部，办事效率很高，并且守时，完全没有国民党官员那种散漫疲沓的作风。本报记者 王晓亮

　　热烈对待耆老名流

　　入城后，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就开始走访工厂和学校，同时也开始拜访西安公正有名望的耆老名流。

　　当时的入城纪律规定，对耆老名流应分别对待，声名狼藉的应冷淡些；公正有名望者，应热烈些。干部在接见市民时，一般按照先工人、农民、学生，后开明士绅、资本家的顺序，打破以往旧习，使一直处于底层的群众“抬头翻身”。

　　解放前，一批不了解解放军的商人纷纷南逃。解放军进入西安后，发现城里有不少从已经解放的山西逃到西安的地主。当时的政策是：号召他们向政府坦白登记，保证他们回原籍从轻处理；不愿回去并且能安分守己、自谋生活的，可以留在西安。

　　进城后不久，就迅速解决了西安物价飞涨的问题，规定工商业者不准囤积居奇、非法营业，以求物价平稳。在接收机关、学校、工厂、仓库时，争取以往的负责者平稳交接，强调“保护档案表册、文件资料，比保护黄金重要”。

　　对于旧保甲人员，除少数有罪恶行为的逮捕法办外，一般的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暂时行使管理权力，维持社会治安；等西安稳定下来后，这种做法很快停止，“他们在民主政权中不具有合法地位”。

　　当时，监狱中还有不少犯人，解放军进城后，地下党释放了出来，其余的经过重新审理，一般民事犯和普通刑事犯做了从轻处理，但严惩“惯匪”和汉奸。本报记者 王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