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共西安工委指派，向第一野战军送情报并带领解放军攻入西安的中共党员刘洛克

　　每一个牺牲者都会永垂不朽。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无疑每一个牺牲者都应该被记住、怀念和感谢。

　　在黎明的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却奔赴战场、走向刑场，用炽热的心迎向敌人的子弹和刺刀。他们永远看不见自己为之奋斗的黎明，但他们用生命照亮了我们的天空。

　　特务将他活埋在离家几里的地方

　　1949年6月21日，周至县马召镇东火村，是夜，年仅8岁的男孩刘建哲和9岁的哥哥刘大勇，紧紧地抱着母亲，不安地东张西望。蔓延在家中好几天的那种压抑的气氛，让这两个孩子委屈地憋着眼泪，却不敢出声。

　　十几分钟后，家中忽然人来人往，“景伯走了，你们节哀……”虽然一直有预兆，但这个消息真实来袭时，母子三人的哭声还是划破了暗野长空。

　　年幼的记忆，总是容易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模糊不堪，可那些刺痛心灵的瞬间，却像在心脏中直插进的一支钢针，不知何时就忽然会隐隐作痛。

　　很悠闲地坐在自家的摇椅上，轻轻地晃着，原任国棉十一厂副厂长，现年68岁的刘建哲，努力用一种十分放松的姿态来回想这段历史。

　　在当时8岁的儿子眼中，父亲总是形迹神秘。1947年刘景伯回到家乡周至，以当地“知行小学”校长的身份开展地下党活动。父亲总爱穿着白西服，拄着一根黑色“文明拐”，他爱骑马，飒爽英姿的骑姿常常引得地里干活的人们仰头打量。他很高傲，一般不跟常人讲话。他爱吃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的菠菜，说这里面藏着金子。

　　1949年5月30日，周至解放。6月20日，秦岭守备区特务连长仝树林率士兵闯进村子，在邻居家中将刘景伯抓获。“他们先戳瞎父亲的眼睛，再在脸上戳……”说到这里，刘建哲突然捂住脸痛哭起来。特务连夜挖坑，将32岁的刘景伯活埋在离家只有几里的地方。

　　父亲说他是提着脑袋办事的

　　父亲张周勤的陵园，就立在街道尽头，长安区马王街办张海坡村76岁的张建国老人每天出门，都能不经意地看上一眼。

　　张周勤烈士1917年出生。和妻子结婚才三天，就只身一人去了延安。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陕甘宁保卫处派张周勤到西安侦察敌情。父亲一回家就一头扎在书堆里，儿子问时，他只说：“你爹干的是脑袋提在手里的事儿，你少问！”张建国明白父亲干的事很危险，但具体脑袋怎么个提在手上，好奇的儿子无从知晓。

　　1947年1月，国民党白色恐怖蔓延，张周勤在西安收集西安地区反动组织的人事情况，3月下旬，组织派他到新疆去隐蔽，可就在他起程的那一天，国民党政府下了逮捕密令。

　　3月29日这天，张建国天不亮就赶往大原村小学读书，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母亲眼睁睁看着丈夫被赤脚抓走，她能做的，只是趴在地上，对着来人不停地磕头。

　　面对酷刑，张周勤始终泰然自若：“肉是你们的，骨头是我的！”被打得遍体鳞伤，腿骨被压断，几次昏厥过去又被浇醒，死而复苏达五次之多，最终于当年10月7日就义，时年31岁。本报记者王宜墨

　　离合

　　战争留下永恒伤痛

　　逃到四川，全家一贫如洗

　　西安解放那年，李凤娥才12岁。那时候，她和父母、姐姐住在甜水井附近，5月20日那天，外面“砰、砰、砰”一阵枪声，吓得李凤娥浑身发抖，抱住妈妈的腿，死也不肯松开。

　　那天，父亲李耀明也在家，他说出去看看动静，就披了一件旧衣服出了门。但没过多久，他回来一边叫妻子赶快收拾东西，一边叮嘱女儿说要逃难了，在路上不许哭。当时父亲做生意，家境还不错，担心解放军像说的那样要“共产”，决定跟随“国军”入川。

　　一家四口提着包裹，出门就往南跑。为了安全，父母分开走，父亲带着家里的财物，追着“国军”走；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解放军怎么也不会为难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到了成都一家人再会合。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李凤娥，拉着14岁的姐姐李凤霞，一路南行，从沣峪口进入秦岭。累了，找个干净的地方就地而卧，或找个人家借宿一宿，几天工夫，娘仨完全变成了一副逃荒者的样子。

　　在逃难途中，李凤娥母女三人遇到解放军，应该是在安康的一个镇子。

　　一个在树底下的解放军，掏出一个黄铜色的子弹壳，笑眯眯地递给了李凤娥，李凤娥扭头就跑，那战士说：“害怕什么？叔叔又不会吃了你！”

　　“早知道解放军是这样的话，就不让你爸跑了。”后来李凤娥经常听到妈妈这样抱怨，但父亲已远在四川，一家人总还是要团聚的。

　　直到1950年春，母女三人才辗转到成都见到父亲。而成都也已在1949年12月底解放。

　　但家里变得几乎一贫如洗，因为跟随“国军”南撤中，为了在乱军中寻求庇护，李耀明将随身带的财物都“上供”给了一名“国军”少校。

　　一辈子都在找家的老人

　　16岁被国民党军队从河北老家“拉壮丁”，到西安解放，再到1981年去世，闫庆禄也没能回到河北老家。

　　闫庆禄本名不叫闫庆禄，在家乡，他只有个小名，叫“来福子”，在“国军”中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来福子的家在河北阜平县，16岁以前，除了邻近几个村子，没有到过更远的地方。16岁那年，“国军”到村里“征兵”，来福子在旁边看热闹。不想被“征兵”指挥官看上了，“能吃饱饭，冬天有衣穿……要不去，就是犯法，要吃官司坐牢。”

　　就这样来福子当兵了。打完日本人，又和“共军”打。几年下来，部队频频调防，他稀里糊涂地也就来到了陕西。随便在西安城对着天胡乱放了几枪，来福子就又跟着长官往“大后方”撤。撤到汉中，来福子负伤了。

　　很快，“国军”“转移”到了“大后方”，来福子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伤好后，闫庆禄就在川陕交界处定居下来，娶妻生子。来福子是个小名，自己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自己村里大多姓闫，来福子就决定姓闫，大名也好取，就叫庆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来福子开始寻亲。他只记得村子好像叫土洞子沟。听长官说，是河北阜平县，但土洞子沟在什么乡就不知道了。

　　通过政府机关给河北阜平县发函，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个村子！”子女们还曾先后两次赴河北，也没下落。

　　1981年，闫庆禄病逝，在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故乡。本报记者 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