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拓夫

　　

　　1948年，（左起）贺龙、马明方、习仲勋、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在绥德

　　

　　1936年的贾拓夫（右）

　　昨日是西安解放6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献给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仁人志士。

　　“解放前夕，西安是一座消费性城市，物资匮乏程度今人无法想象。到处都是饥寒交迫的难民和失业工人，吃饭成了最大问题。”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德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长期的屯兵和战祸，让西安这个文明古都日渐凋敝。雪上加霜的是，当人民解放军迅速逼近西安时，胡宗南率残部不仅竭力破坏各种设施，还带走了大量民用物资，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

　　新市长面前的烂摊子

　　接手这个烂摊子的新政府首任市长叫贾拓夫。当时，还没有成立陕西省政府，西安直接归西北局管。

　　早在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后，接管国统区特别是西安的筹备工作就摆上了西北局的议事日程。1949年5月20日，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此前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成立，主任是贺龙，贾拓夫任第一副主任。5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西安市人民政府已于25日成立。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委任贾拓夫为市长，方仲如为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为第二副市长。”

　　5月23日，37岁的贾拓夫从延安来到西安，履新之际赋诗一首，表达了对西安解放的喜悦之情——

　　长安别来已十年，

　　故地重逢景非前。

　　全城解放歌声响，

　　满街红旗迎风展。

　　贼昨犹以为穴巢，

　　民今拨云见青天。

　　因怀往事访故人，

　　几番昂首望终南。

　　对于当时西安的经济形势，贾拓夫早有准备，他在一份接收准备文件中写道：“西安若以50万人计，每日需粮食600吨，需煤三四百吨，连同油、盐、蔬菜等在内，至少1100吨以上。贸易公司拟组织花纱布、油盐碱、粮食及燃料四个公司以掌握物价，进行调剂。”

　　为对付这种物资匮乏，贾拓夫明确要求，“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3天干粮，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计划地、适当地解决供给而不破坏纪律。”

　　贾拓夫上任后面临的另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物价上涨。5月15日，西安一块银元兑换6万伪金元券，到18日就涨到了30万。据说，有一位老人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一头大肥猪卖掉，卖猪钱没敢动就赶紧去买猪娃，结果这笔钱只够买头30斤重的小猪。因为害怕物价上涨，好多小吃摊不收钱，只收小麦、鸡蛋。商品贸易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为推广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券”（人民币前身），新政府迅速开展了打击贩卖和使用银元、铜元的斗争，同时提高了政府收购银元的牌价，责令公用事业单位拒收银元，只收“中国人民银行券”。

　　贾拓夫担任西安市市长的时候，儿子贾虹生只有五六岁。在他的印象中，父亲那时很忙，经常见不到人。他说：“连吃饭都不在一起。那时实行的是配给制，他们领导吃小灶，我们家属上中灶，我们这样的孩子经常没人管。”

　　贾虹生的说法，可以从当时西安市另外一位领导人那里得到印证。

　　据当时担任秘书长的常黎夫回忆，他和贾拓夫经常是晚上写文件，贾先写，下半夜三四点钟时，贾去睡，常起来接着写。天亮后，拿着稿子去作报告，或送西北局审议。

　　贾拓夫担任西安市长的时间不长，他同时还兼任西北局的工作。贾拓夫担任西安市市长时，最大的贡献在于全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西安成为解放大西北的总后方。

　　他把红军引到陕北来

　　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博士撰写出版了《爷爷率红军走过——毛新宇话长征》一书。书中有一节“谁是红军进入陕甘的引路人”，称“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贾拓夫”，“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

　　贾拓夫从16岁起参加革命，担任过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省委书记一出门即遭到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立即从后门撤离。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身为秘书长的贾拓夫一度陷入困境，他决定要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贾拓夫到达上海后，又随中央迁移到江西苏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贾拓夫被选入主席团。在江西期间，贾拓夫在陈云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成为陕北共产党员中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

　　有关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相关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了。但贾拓夫讲给长子贾虹生的一段经历，今天听来仍为我们所震惊。

　　“父亲说，长征经过川藏一带时，前面的战士吃过的青稞因为不能消化又囫囵拉出来，后面的战士把这些粪便中的青稞拣出来，洗净后继续吃。”

　　按照通常的说法，红军长征的目的是要北上抗日。但北上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至少出发时的目的地不是陕北。

　　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了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

　　“当时，红军两个主力兵团到哪里去的问题，关系到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一个共识就是不能再打拼下去了，要保留革命的种子，所以当时中央决定要到中苏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刘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长征的落脚点由原定的中苏边境改变为后来的陕北，说来有点偶然。俄界会议几天后，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南部岷县哈达铺镇，这是当地一个大集镇，贸易发达，比较富庶。

　　那天，哈达铺的旅店老板们惊喜地发现，店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他们衣衫褴褛却和蔼礼貌。据说，当时两块银元就可以买1只羊，1块银元可以买5只鸡。张震将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和两个通讯员买了3只鸡、5斤面条，居然没有吃饱。

　　部队休整期间，聂荣臻无意中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份旧报纸，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称“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贾拓夫。

　　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贾拓夫询问了陕北革命详情。

　　“当时根据地分隔，信息不通，中央对陕北的革命情况了解并不多，而贾拓夫就是陕北人，而且此前一直在陕西省委工作，他把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到陕北立足，在中央红军决定选择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刘煜说。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刘志丹）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转身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了陕北。这个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刘煜说。

　　一个孤儿的奋斗

　　今天的神木是陕西县域经济第一强县，主要仰仗于神府东胜特大煤田的开发。但在上个世纪初，那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是典型的穷乡僻壤。县城内，也只有几千人。

　　在距神木县城钟楼一百米处的东大街北十字巷2号，有一处砖瓦结构老式房子，如今主人将原来的窗户打开改做商铺，但大门及原先的房门依然保持着原貌——大门的门头是用石砖雕的，里外分别刻了两个字，“致祥”和“积善”，这就是贾拓夫旧居。说是旧居，实际上是“寄居”，贾家当时是租住别人的房子。

　　1912年11月，贾拓夫出生在这间房子里。贾拓夫的祖父是县城一个屠户，父亲是街头做小买卖的。贾拓夫不到10岁时，父亲贾宽厚不幸染上痨病，不久便撒手人寰。古人认为，少而无父为孤，贾拓夫就是这样一个孤儿。好在他有一个勤劳而坚强的母亲余氏。

　　余氏勤劳简朴，待人忠厚，还有一手酿造的好手艺，贾宽厚去世后，她靠自己酿、卖醋酱养活一家人。

　　今年80岁高龄的蔡振庭是贾拓夫的邻居，他至今还能记起余氏的形象：“我那时只有几岁，她胖胖的，很慈祥，在临街的小窗口卖醋。”

　　旧社会，只有有钱人才能上得起私塾。据说，为了供儿子上学，余氏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

　　贾拓夫的小名叫贾耀祖。他后来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用过很多化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除姓名之外还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孝先”。

　　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早，母亲抚养他太不容易，所以贾拓夫取“孝先”作为自己的字。贾拓夫孝敬母亲的事迹，至今在神木老一代人中间流传着。

　　贾拓夫随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曾把母亲接到身边，但老人家嫌影响儿子工作，执意要回神木。可是回到神木不久，老人就生了病，贾拓夫只好把母亲接到延安医治。延安的同志经常去看望这位老妈妈，他们亲眼目睹了贾拓夫伏在母亲身边，心疼地说：“妈，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顾不上照顾您，不能尽孝心，我心里过意不去呀……”

　　贾拓夫的母亲在延安病逝后，组织十分关心，专门派人按照当地风俗，把老人安葬在神木。“老太太的葬礼很隆重，还有贺龙送来的挽联，可见贾拓夫当时在延安就是大人物了。”蔡振庭回忆说。

　　整个革命时期，陕北的贡献不可替代，这与两所“红色学校”有关：一所是民主人士杜斌丞担任校长的榆林中学，另一所是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担任校长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当时，这两所学校汇聚了陕北的进步青年，前者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后者培养了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等革命家。今天，延安的志丹县、子长县，榆林的子洲县，就是以三位革命家的名字命名的。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贴在校园的墙报上，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

　　国共合作破裂后，被称为“红色学校”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被撤换。作为校团支部书记、绥德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贾拓夫也被开除了学籍。此后，贾拓夫回家乡神木，以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党团工作。

　　1929年秋，贾拓夫等人在米脂县一次集会时被捕入狱。那时，贾拓夫才17岁。敌人找不到证据，又不愿意轻易放人。好在负责审理贾拓夫的国民党官员和贾拓夫是同乡，二人又有师生关系，加上地下党员的担保，贾拓夫被关押半月后即获释。

　　此后的几年，贾拓夫的革命足迹除陕北以外，还涉及西安、蒲城、城固等地。期间，他与刘志丹有过接触，这为日后他代表中央与陕北红军接触打下了基础。

　　小树林中的遗体

　　新中国成立后，搞经济建设的人才比较缺乏，担任西安市市长的贾拓夫被看好。1952年，为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和陈云亲自点将，调贾拓夫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劳动工资等方面工作，直到1956年。

　　灾难的苗头从“大跃进”开始。

　　贾拓夫是国家计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下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关于钢铁产量的问题，他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认为大跃进“顶其虚名，而收实祸”，这话为日后埋下了祸端。

　　从大跃进开始，贾拓夫已经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不妙。从那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全身心投入学习马列，除了偶尔外出搞搞实地调查，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

　　一次他在西安郊区调研时，发现那里的农民翻地有一丈多深，还说这样深翻土地可以创高产。贾拓夫出生在县城，见过农民种庄稼，他怀疑如此深翻土地是劳民伤财，因为将生土翻到地面后，不但不能高产，只能影响庄稼生长。

　　庐山会议上，贾拓夫被正式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也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从此，贾拓夫退出政坛，先后在几家企业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贾拓夫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然在劫难逃。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几名陌生人挟持后不知去向。

　　两天后，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的遗体——这位只有54岁的老革命，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十几天后，亲人们在太平间里见到了贾拓夫，只见他半睁着眼睛，额头、眼眶部位有深深的凹坑……

　　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追悼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

　　悼词中写道，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经济工作方面，贾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周维仁所著《贾拓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