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

　　最近看了钱报报道的一女孩彭旸放弃赴英读博机会，留守贵州山区支教四年的故事，颇有感触。曾有一位有相似经历的朋友，支教后风光归来，却在一次茶余饭后吐露了他从不敢在演讲稿中公开的内容。

　　他说，很多志愿者满腔热血地去，却中途就打道回府。因为感觉当地不需要他们，也就帮忙搞搞课外活动。其实不然。

　　朋友说，绝大部分志愿者都被安排在当地条件最好的县城学校，而不是最需要他们的山区村小。为什么不让去？当地领导怕出事！山区道路崎岖、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万一出个诸如“志愿者坠崖身亡”之类的事件，还不成了媒体暴抢的头条？问责起来，谁担当得了？不如放在自己眼皮底下，图个安心。

　　有一次，当地教育部门官员请他们吃饭，不少地方的教育局长居然开着不错的车来，二十多万一辆；有一位教育局领导问他，大学里生活费多少一个月？他说500元。领导感叹：真好！我女儿一个月向我要3000元！

　　还有一次，他到一所乡中学支教，发现校长经常不见人影，问当地老师，老师们说，考察去了！去哪里考察？全国各地！来回都打飞的！如此勤奋取经的结果是：这所中学多年未出一名高中生。他在学校的那几个月，倒是有幸得到校长垂青，找他谈话两次，内容是：能否帮忙拉100万元给学校搞个塑胶操场？

　　朋友说，支教，除了热情和坚韧，还需要面对社会真相的勇气。参差不齐，这正是社会的本原。凭什么要求当地一定是“蓝天白云”，纯洁无暇、符合理想主义的色彩？凭什么要以自己的付出来衡量别人？对个人而言，与其苛责，不如多做努力，为自己的良心与责任。假设人人都能如此，离最初的目标也就不远了。

　　且不论支教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改善是否有帮助，就个人而言，这是自我完善很好的方式之一——若干年后，当中国的教育不再需要以“支教”方式来平衡时，也许这将成为“支教”行为的最大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