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机动车交易量上升、尾号限行缓堵效果减弱的局面，以及3年后逼近原拥堵水平的压力，有关专家建议，北京应采取更为积极的疏堵措施，比如解除“拼车”禁令；根据交通流集中进城、集中出城的潮汐式特点，广设可变车道。

　　建议1 解除“拼车”禁令 降低空驶率

　　“拼车”这个概念，在北京出现大概可以追溯到非典之后，那时道路日益拥挤，“拼车帖”在网络盛行。而奥运会时推出的限行政策，更让“拼车”走向一个高潮。但倡导“拼车”的主角却一直不见官方的身影。“拼车”就这样在起起落落的呼声中存在。

　　去年奥运单双号限行措施解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就一直呼吁职能部门效仿美国等国家的治堵措施，解除“拼车”禁令，通过倡导合并出行、降低机动车空驶率的办法，缓解拥堵。他认为，长期限行缓堵效果势必减弱，而城市公共交通一段时间内难以满足公众需求，所以，倡导拼车是目前北京最简便易行的缓堵手段。

　　■ 解读

　　难题：有偿拼车涉嫌非法营运

　　交通执法部门曾对此作出回应，认为一旦有人假借拼车非法营运，就会扰乱营运市场，引发不安定因素。

　　一交通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拼车”未得到官方承认，关键问题是拼车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保险法》、《道路运输条例》等法规都未对拼车作出明确规定。”该工作人员解释，如果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和车辆的赔偿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破题：公共政策可暂代替“拼车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在法律未作出明文规定的前提下，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等行政手段，倡导拼车出行。美国等国家就曾发放“通勤者现金”，拼车者可获政府奖励，带动了免费拼车；设置“拼车”车道，部分车道一人一车禁止使用，引导车主主动拼车；“过桥费”一车多人少缴，一人一车多缴，“这些措施执行起来难度不大”。

　　拼车族自行解决了官方“不安全”、“法规未作规定”等疑虑。

　　在百度搜索“拼车协议”，能搜出各类协议版本，付费方式、违约责任、事故责任认定等条款一应俱全。“跟别人拼车拼了大半年了，已经有三四个车友，都签了协议。我们已经让拼车正规化了”，管庄地区私家车主吴先生说。

　　北京双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表示，“拼车族”自行签订的拼车协议，只要没有违反现行法律，就具有法律效力，刘律师提醒，搭车人一定要了解对方车辆是否投保了除交强险之外的商业险，比如车上人员责任险。

　　建议2 广设可变车道 缓解潮汐式拥堵

　　回龙观、天通苑、通州北苑……现北京北、南、东等近郊区，均已形成大片大型居民社区，由此形成了鲜明的潮汐式交通特征：早高峰集中进城，晚高峰集中出城，环路桥区、交通干道随之进入拥堵状态。对此，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教授史其信建议，推广可变车道，即车道通行方向随车流行进方向调整，如某条车道早高峰为进城车道，晚高峰就变成了出城车道。

　　25日，记者在南二环开阳桥经菜市口至宣武门路段体验，全长约3公里的路段，早8时，从开阳桥乘车花去20多分钟，而相反方向即北向南方向却畅通无阻，8时40分，记者再次乘坐出租车从宣武门北口出发，只用了10几分钟，就到达了开阳桥。

　　■ 解读

　　难题：可变车道可能极易诱发肇事

　　其实，可变的车道，北京早在2006年就试行过。当时，在望京桥北口、牛街西口开通了两条可变车道，根据高峰时段、平峰时段，左转、直行交通流量的不同变化，随时调整交通标志的指示方向。但之后，可变车道在北京一直停步不前，迄今为止北京仍只有这两条可变车道。

　　21日晚高峰，记者在望京桥下看到，可变车道的交通指示牌一直指示直行方向，并未发挥设计之初的“晚高峰直行变左转”功能。“好几年一直没变过，京承高速一线的车现在也不在这儿扎推了，所以没原来那么堵了，可变车道变不变，也没人在意”，住在大西洋西城的季先生说。

　　据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可变车道在北京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担心加大违章和肇事几率，京城司机习惯于凭借记忆或盯着路面标线开车，一旦误入了可变车道，极易违章退出，加塞并线，既易肇事又加剧拥堵。

　　破题：路段提醒部分城市试行有效

　　与北京相比，上海、杭州、青岛、南京等城市，乃至于常州等地级市，均已推广可变车道。仅用三年时间，杭州的可变车道就发展至百余条。

　　据了解，上海启用可变车道时，也曾有与北京相同的担忧，但通过设置多个可变交通指示牌，反复提示驾驶员及时调整车道，以及路面标线注明“可变车道”字样、预警提示牌提醒“前方车道可变”等手段，有效解决了司机不习惯的问题。

　　史其信表示，北京交通管理部门应将“可变车道”作为专项课题，考察北京哪些地区潮汐式交通特征明显、具备开通可变车道的条件。他认为，司机的驾车习惯在于培养，“用交通标志提前预告，再加上隔离墩等物理隔离手段，司机就不会走错车道”。

　　【总结】“尾号限行重在培养出行习惯”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提高停车费等措施有望缓解拥堵

　　曾参与研究限行的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教授荣建表示，奥运后采取的尾号限行政策，“更大的作用在于调整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

　　荣建认为，缓解北京拥堵最关键的问题是调整出行习惯，“即使道路资源再多一倍，如果都开着私家车上下班，那么还是会堵”。他说，欧美等国家，私家车是旅游等远行工具，而上下班都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因此，尾号限行旨在逐步改变“私家车成为上下班交通工具”的出行习惯，吸引有车族选择公共交通。

　　据其了解，市交通委正在研究北京中心城区的收费问题，拟提高中心城区的停车收费标准，降低外围城区客运枢纽的停车收费标准，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两年应该是北京交通最为艰难的时期”，荣建说，北京多条地铁正在建设中，几年后待地铁形成网络，辅之以提高停车收费等价格调控手段，北京拥堵有望彻底缓解。

　　专题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王姝 专题摄影/本报记者 浦峰 王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