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港全球性创新中心的共建中，深圳应该担负起产业化的功能

　　□很多小企业从银行拿一年期的贷款都很难，如果能拿到钱，都是今年拿明年就要还，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不会选择创新，而是会选择做贸易

　　□创新的动力应该是来自于企业，其中中小企业的创新压力更大、动力也更大

　　“创新者谈创新中心”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在《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自主创新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方案》明确了深港共建的四大中心中就包括“创新中心”。

　　相比较“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创新中心”的提法更显抽象性。在“完善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前提下，深港共建全球性的创新中心如何“比翼双飞”?事实上，身在创新第一线的人们对此话题最有发言权，所以，本报邀约了几位生于创新的深圳本地企业家，共叙此话题。

　　在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看来，创新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情。“企业谁都明白创新能多挣钱，谁不爱创新啊?”雨后，早晨9点，在位于研祥科技大厦的办公室，陈志列围绕“创新”二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地谈了近一个小时。

　　“产业化并不是开工厂”

　　深港两地有天然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是由于体制、历史造成的，短期内双方不可能互相取代

　　“深港两地有天然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是由于体制、历史造成的，短期内双方不可能互相取代，所以互动、联络、共进有长期存在的基础。”陈志列告诉记者，他看好深港在创新中心共建等方面的合作前景。

　　他说，香港是个不折不扣的国际性城市，是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也是国际移民聚集的城市，创新是它的一个突出特征；而深圳在高科技方面的优势，确切地讲，并不体现在基础研发的先导性，而是在于高科技的产业化，和对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充分把握。

　　陈志列认为，在深港全球性创新中心的共建中，深圳应该担负起产业化的功能。“产业化并不是指开工厂!”他说，一个技术要转化为产品，中间有行销、策划、设计、市场推广、对技术的不断改进等很多因素，并不是一个技术来了，直接放到工厂就可以。“有了图纸就可以去工厂生产，那是来料加工。高科技的产业化至少不是这样的!”

　　他还表示，香港在金融体制上更加自由，在吸纳国际高科技人才方面有优势。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国际人才在香港只需要缴纳15%的个税，在大陆的个税累进最高将达到45%。此外，香港是自由港，来去非常方便，香港政府对高科技也非常重视，也有相应的政策。

　　“深圳有好的创新环境，与国际的接轨，相对好的金融机制，所以特别适合做研发。深圳生活成本较香港低，与市场接近，所以作为研发人才聚集地的综合优势是高于香港的。而香港作为国际人才的居留地，由于个税、自由进出等方面优势，作为国际人才居留地的综合优势是强于深圳的。”陈志列认为，深港在人才吸引、居留和研发条件方面也各有优势。

　　深圳创新条件全国领先

　　金融方面的优势以及先天加后天营造出的创新氛围，使深圳成为很多企业家的创业之地

　　1993年，陈志列离开北京，到深圳创办了研祥。16年后回望当初，陈志列认为深圳具备了两个条件使其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城市:一是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在政府的宣导下，形成了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舆论环境，另一个条件是金融制度的优势。

　　陈志列爱讲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他曾在美国加州硅谷参加过一个派对，很多人对他这个10多年只办了一家公司、而且一直没有倒闭的人并不感兴趣，而一个曾办倒闭4家公司、正在创办第5家公司的老戴维更为欢迎、尊敬。陈志列的总结是，50多岁的老戴维对不同行业、对企业运作有更丰富的认知和经验，而且仍然在创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这种宽容失败的氛围，让陈志列印象极深。

　　与美国的移民特质相同的是，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文化本身就比较宽容失败，说白了，就算失败了亲戚朋友知道的也少。”陈志列笑称。他认为，在创新的外部环境上，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深圳近年将创新的氛围宣导得很好，国家层面也鼓励深圳创新，将深圳作为国家自主创新试点城市，5月获批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也将创新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研祥1993年在深圳起家的时候，第一笔资金是来自于香港，所以深圳的企业很容易与香港建立起联系。”陈志列认为，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紧邻香港，是中国创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民间投资相对活跃。金融方面的优势以及先天加后天营造出的创新氛围，使深圳成为很多企业家的创业之地。

　　中小企业缺乏长贷支持

　　从制度上来讲，企业不创新，是被没有‘长贷规模’所逼迫出来的行为

　　陈志列创造了一个词———“长贷规模”，即长期贷款的规模，长贷在银行业务中，是指三年以上的贷款。熟知企业创新的他曾做过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发现一个创新活动———开始研发，到推向市场、教育市场，到销售成功，再把成本收回来———最快都需要两三年时间。“这是规律!”

　　“美国的一个企业，刚成立时可以有天使基金，这个投入是很多年的；再往后面，可能还没挣钱、但有一些营业收入时，VC(风险投资)来了；快上市了，PE(私募股权投资)来了；上了市，拿一笔钱；上市以后，银行可以给它长期贷款!”陈志列说，在美国，一个公司从小到大一直有长贷的支持。

　　“中国目前给很多企业是一年期的贷款———尽管第二年应该还会给你，但也有机会说不给你。”陈志列认为，中国企业从金融机制上，缺乏长贷规模的体制，尤其是中小型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很多小企业从银行拿一年期的贷款都很难，如果能拿到钱，都是今年拿明年就要还，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不会选择创新，而是会选择做贸易。此外，由于一年期的贷款是7%的利息，这些企业还得保证一年赚两三个来回，每个来回赚2%到3%都无所谓，但周期一定要短。

　　“从制度上来讲，企业不创新，是被没有‘长贷规模’所逼迫出来的行为。”陈志列表示，缺乏长贷支持这一现状的改变，并不只是银行的事，而是依托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中小企业中将涌现更多中兴、华为

　　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化的交流中心，更快地吸纳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并将之产业化

　　陈志列认为，创新的动力应该是来自于企业，其中中小企业的创新压力更大、动力也更大。“企业在社会氛围和金融制度两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乐于创新，以便获得好的经济回报!”

　　在他看来，中小企业并不因为规模小，技术上不需要创新，反而因为它的小，更需要在技术上创新。“因为大企业可以说靠资本、品牌、人力等优势，小企业资本也少、品牌知名度也小，那就更需要创新。”

　　深港共建全球性的创新中心，可以为中小企业带来什么机遇?陈志列说，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化的交流中心，更快地吸纳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并将之产业化，而在金融方面，与香港有更紧密的交往尤其是人脉交往。“如果小企业主能够与香港建立好的人脉关系，拿到天使基金、创业基金就更加方便。”

　　陈志列认为，深圳一定会涌现出一批靠自主创新的中小企业，深圳的中小企业将有一个亮丽的未来。“深圳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具有相当深厚的‘板凳深度’的。如果他们在未来持续创新的话，深圳有机会涌现出更多的中兴、华为。”

　　采访快结束时，陈志列主动谈到综改方案中的行政体制改革，他认为这与创新中心等四大中心的建设将互相产生“放大”作用。他认为，综改方案中提出深圳将在行政体制改革重点突破，政府执政的透明度会有很大的变化。这对于国内外企业投资时考虑综合的营运成本，会有一个更加靠近国际惯例的方便的计算，会鼓励企业放大在深圳的投资。

　　策划/统筹陶然

　　撰文本报记者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