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吐为快

　　□李晓亮

　　6月16日上午，“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法院一审结束。法院宣判，邓玉娇行为属防卫过当，且邓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6月16日新华社）

　　虽然围绕着是否防卫过当仍有争议，可毕竟邓玉娇终获法律上的自由身，“邓玉娇案”至此或可告一段落。但这一公共事件带给我们的深度思考，并不会随着邓走出法庭，就烟消云散了。

　　围绕邓玉娇刺官的罪与非罪，一直存有两种颇为对立的观点：以数以万计的网民为代表的网络民意，认为邓是正当防卫不应负刑责，偏激一点的甚至认为邓的行为是“为民除害”；与这种感性色彩浓烈的观点相比，少数法学专家、专业评论人士的另一种观点则显得理性十足，认为前者非理性的观点是“阐释的狂欢”，进而表示出对舆论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切焦虑。有文章直言：“让人担忧的是，舆论监督的界限突破质疑底线，直接对司法专业判断形成干预。”

　　在邓玉娇案一审结束后，重新审视该案中纠缠的舆论与司法的关系，显然十分必要。假如我们承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离不开现实土壤是基本常识的话，那么不妨以此来衡量一下邓玉娇案中，那些让专业精英人士反感和担忧的，泛着“非理性”色彩的舆情民意与当下司法生态之间的关系，是否契合现实。

　　当初，邓玉娇案一进公众视野，立即引发舆情震荡、民声喧嚣。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现实：在不少“娱乐会所”中，享受“异性服务”的消费者中，不少常客来自官场。《人民论坛》调查显示，公职人员中不少人将出入欢场当成工作需要。邓贵大手中暴力的钞票就暗含着权力的惯性嚣张与恐吓。而在一个法治健全、权力受到普遍制约的正常社会，上述现象是无法想象的。公众自然可以从肆无忌惮的权力炫耀中，体味那种非正常的压力。正是在此语境下，公众才感同身受地站在了邓玉娇的身后。

　　倘若故意无视或弱化这样的语境，单从纯粹的干瘪的理论出发，舆论自会显出非理性的一面，但这样的技术性剥离、选择性批判是否也很弱智呢？高度理性的精英之见，从纯学理的角度讲当然不错，却不得民心，招致反感。

　　正是由于近年来积聚的社会不公、司法腐败，使得民众对公共事件中和自己处境相仿的当事人，寄予特殊的情感关注，担心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批判舆论所谓的“弱者即正义”，其实也有偷换概念之嫌。因为公众并未直接表达出这个意思，而且限于篇幅和表述能力，简短网络跟帖根本传达不出逻辑严密的价值判断。更多的只能大致凝聚一种情绪氛围。其实对某一具体案件而言，公众不会是非不分地袒护真的恶贯满盈之人，大多时候，公众只是传达出一种对弱势者同命相怜的关注，希望弱者得到应有的司法正义。

　　可见，站在纯学理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当前语境下，有时舆论压力对饱受掣肘的司法人员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只要司法判断高明而专业，民意很乐于接受。而一个个在舆论监督下得到公正处理的个案最终能堆砌出民众对司法的坚实信仰，也能减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焦虑，然后舆论审判自然逐渐减少。

　　总之，当下的舆情与司法的关系是切合现实语境的。若罔顾现实，指斥同情弱者的声音，就像讥笑饥民吃草不吃肉一样残忍而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