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舆论评高考：高效、无情

　　美国媒体的解释是，“高”暗示了对考生前途的“胁迫力”

　　《世界新闻报》记者/赵全敏

　　2009年的中国高考刚刚结束，考生们还在等待成绩的出炉，等待自己最终命运的走向。年复一年的大考不仅牵动着国人的神经，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媒体和外国人所关注。这些媒体或人士并不过多地评论高考的优劣，但从他们的角度和观察中呈现出的高考却令人陷入深思。

　　“kao”意为考试，“gao”指考试的高度

　　其实，外国媒体对“像一场战争”一样的高考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发出感慨了，很多外国人对高考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残酷”。英国路透社今年6月6日对中国高考的报道，标题就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令人恐惧的高考”。

　　如今，英文媒体已普遍采用“gaokao”这个汉语拼音来替代“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美国网络杂志石板书(《SLATE》)对高考的含义作了这样的注解：“kao”意为考试，而“gao”指这一考试的高度和难度，同时暗示它对考生前途的“胁迫力”。一位杂志编辑发表博文，称中国高考是“一场马拉松考试”，是“世界上最难的学术测试”。《纽约时报》还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中国俗语来形容高考竞争的激烈。不过，一些国外人士同时也认为，高考制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即一种“无情的高效率”。

　　考试时间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两倍多

　　不少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把中国的高考和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SAT相比较。《纽约时报》注意到中国的高考在时间上是SAT的两倍多，4门科目共长达9小时的高考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进入中国所有高校的唯一凭证。而美国的SAT考试在上中学时就可以参加，而且一年可考7次，学生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成绩寄送大学。有的美国家长甚至连孩子哪天参加了考试也不知道。

　　来自美国的国际交流学生原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与美国教育相比，中国高考偏重于笔头，而缺乏对学生实践经验或者说社会经验的测评。美国大学录取看的不仅仅是SAT成绩，也包括学生在高中做志愿者或其他社会活动的经验。一些SAT成绩好但社会经验不足的学生不会被很好的大学录取。原野认为，中国高考应该加强对学生社会能力的考察。毕竟，大学是为进入社会做准备的。

　　关注报考人数下降

　　澳大利亚专家、中国日报“观点”专栏作者贝尔丹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上一周出现了众多关于高考的评论，其中引人注意的变化是今年报考人数的下降。有评论说这是对严峻的就业前景做出的一种反应，也有人说，这是对沉闷前景和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一般做出的反应。

　　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教育泡沫是否已经破裂”的报道，指出：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生人数平均每年增加30%，大量新校园开工建设。许多大学由于背负巨额债务，只好以质量低下的毕业生来确保学费资金的源源不断。现在这一泡沫似乎已经破裂。一些地区的高考数据表明，报名人数出现大幅下降。既然大学毕业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许多学生也就不再加入这场赌博。富裕家庭的孩子到国外留学的越来越多，其人数据说超过了日本。仅北京去年就有3000名考生参加了美国大学的考试。许多父母都在想办法送孩子到国外念高中，这一现象目前已呈增长趋势。

　　目前还没有高考替代品

　　贝尔丹认为，中国的教育体系正在不断适应当前的全球现实。“我认为，报考人数下降的问题要从多种角度看待。”贝尔丹说，2007年报考人数创了纪录，首次达到1000万，虽然2009年出现了下降，但仍然比前几年高出许多。“即便大家都承认，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家长，高考的确太残酷，但目前并没有可选择的替代品来改善这种状况。”

　　贝尔丹说，越来越多的国外教育机构正在瞄准这个巨大市场，尤其是那些富裕阶层的华人。但可以预见，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足够的钱送孩子出国读书。

　　尽管批评和质疑声频频出现，高考的吸引力并未减退。有美国媒体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能力寻求大学教育。中国的头等高校例如清华和北大，就是多国跨国集团和政治精英们进行宣传的首选之地。高校教育至少可以令学生们绕过蓝领工作而向着官僚阶层走近。可以看出，高考的一个最大好处，是令很多底层的人找到了走出贫困和改变身份的机遇。

　　“不过最令人心碎的是，许多人经过奋斗和牺牲好不容易通过高考，又经过几年大学学习，最后却无法在经济萧条时期找到一份工作。”贝尔丹说，这对于那些年轻的心灵来说，承受的心理痛楚比高考本身还要严重。因此，社会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爱与理解。

　　《纽约时报》登载复读生的故事

　　一个名为刘琦超(音译)的复读生成为《纽约时报》12日一篇文章的主角。在过去的一年里，刘琦超几乎只关心一件事情：高考。这是一场长达9个小时的考试盛典。

　　在天津一所寄宿学校里，他每天有14到16个小时都在复习，每3周才休息一天。高考第一天出发去考场前，他依然随身携带课本，以便在吃午饭的间隙也能看书。第一天考试结束的当晚，也同样坚持复习。他说：“我要将学习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我非常渴望考试成功。”

　　去年他第一次高考的成绩曾让整个家庭感到失望。考试前夜，他失眠了。“我当时太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考了432分(满分为750)。“我妈妈非常生气，她说，‘我这么多年辛苦把你养大，给你洗衣做饭，你却只考了这么个分数’”。刘琦超的爸爸是一名普通的纺织机销售员，对这个平凡的家庭来说，儿子考上大学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家里送刘琦超进入这个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寄宿学校复读，学费每年3.85万元。但刘琦超却不乏同样境遇的伙伴。他的同学李一然说，学校超过3/4的高三学生都是复读生，其管理非常严格，上整整3周的课后才能有一天的假期。考试前的最后一周，刘琦超和李一然仍然坚守在教室学习。刘琦超的手腕因为长期压在金属课桌的边缘，有些瘀青。

　　考试结束后的几小时，刘琦超便从教育局拿到了参考答案。他估出的分数比去年高出100多分。两天以后，刘琦超和李一然都为本地区发布的录取分数线感到振奋。刘琦超的估分比一本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高出很多，李一然也高出5分。实际上，李一然早就打好了自己的盘算：“如果这次不行，就算我妈给我下跪，我也不会再考了。”

　　考生家长也受媒体关注

　　除了学生所承受的压力备受争议外，其家长也日渐引发更多关注。新加坡媒体注意到，高考在中国已经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家子的事。高中生为准备考试拼搏的过程中，家长往往比孩子更“用功”。 有报道称，家长们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孩子能考出尽可能的高分。在四川甚至可以看到有些学生为了全神贯注地学习，就在医院一边吸着氧气一边复习。此外，有一些女生为了不让高考期间遇到生理期，竟然服用避孕药。如果是有钱的父母，还许诺用诱人的奖品来鼓励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孩子：庆功宴、10万人民币或者更多。“我爸爸承诺说，如果我能考上类似天津南开大学这一级别的学校，就奖励我一辆奥迪汽车。”17岁的北京女生陈琼(音译)说。

　　国外媒体还注意到，就在中国高考那几天，考场外的家长们全程守候，“就像是等待妻子分娩的焦急丈夫一样”。高考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迟到，“就像灾难一样可怕”。2007年高考时一名学生因为迟到了4分钟而被监考人员拒之门外，考生和她母亲甚至给监考人员下跪，请求允许考试。

　　此外，高考作弊也有不少家长参与。去年，一伙家长为参加考试的孩子配备了微型耳机，并买通一名老师将考试题目传真出来，再用手机将答案发送给他们。一位父亲给儿子配备了微型扫描仪，同时买通了9位老师为其儿子提供答案。香港《南华早报》说，上周东北吉林爆出数起涉及教师和家长的作弊丑闻后，高考制度进一步受到拷问。英国BBC称，在这个特殊场合里，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已演变为高科技的特殊较量。意大利《欧联时报》称，中国高考如何确保考试公平、维护信誉，已成舆论的热点话题。

　　(赵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