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 陈雪原

　　温总理在2007年全国人代会上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最近，一些专家把保护耕地和房价上涨相联系，使得“耕地红线”又成为焦点话题。

　　6月23日，在国新办就“保经济增长、保耕地红线”行动进展情况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土地副总督察鹿心社表示，我国每年可补充耕地约400万亩，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可以守住。他同时表示，我国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仅为23.2%，“保18亿亩耕地红线推涨了房价”的说法“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这是国土资源部首次就该问题向外界表态。

　　7年耕地减少1亿亩

　　1996年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曾规定，200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为19.4亿亩，2010年耕地保有量要控制在19.2亿亩。然而到2000年时，全国耕地保有量已减至19.2365亿亩。不得已，国家在“十五”开局之年又把“2010年要保19.2亿亩耕地”的目标，提前至2005年。而到2005年时，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到2006年进一步减为18.27亿亩。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已有失控危险。

　　为什么一定要守住这条红线呢？从粮食需求形势看，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历史时期，农业劳动力大量非农化，对粮食需求存在一个快速而持续的上升压力。而从粮食供给形势看，目前我国一些重要谷物的自给率已不足70%，一些省份粮食自给率已不足40%，国家粮食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同时，耕地面积仍在不断减少。从1996年到2003年短短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1亿亩。据调查，本世纪初我国人均耕地已降至1.43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这意味着我国耕地资源的现实储备已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若再不严格保护，终将危及国家安全。

　　我耕地利用率居全球前列

　　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关系矛盾尖锐，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土地生产率)是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由此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

　　数据显示，1979～1981年，按每公顷收获面积计算的谷物产量，中国谷物产量为3027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9倍，在有数据的122个国家中列第25位；1996～1998年，我谷物产量增至4821公斤，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1倍，在有数据的145个国家中排第19位。如果按照一年两茬的耕作规律进行折算，我国土地生产量在1980年时为每公顷约6吨。考虑到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等特殊困难，这一成就的取得就更不易。(详见附表)

　　维持这样高的耕地利用效率已属不易，再提高则更困难。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当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增加很快时，就会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以化肥投入为例，先期投入一斤化肥，作物产量可能会明显增加；接着连续投入化肥，当数量达某一临界点时，再投入同样多化肥就会产生负作用，作物产量不升反降。因而，单纯依靠提高耕地利用率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粮食安全，保护耕地面积才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基本条件。

　　我国地价占房价比例不算高

　　认为“保护耕地就会推高房价”的观点，实质是把农用地和非农建设用地机械对立起来——即认为增加非农建设用地就必须减少耕地。这种看法忽略了非农建设用地本身也存在着浪费，可以在不损害耕地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内部结构优化而增加总供给量的因素。

　　不久前，国土资源部调查了我国位于东部、中部、西部的62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为15%～30%，平均值是23.2%。与国际水平相比，美国是28%，加拿大是24%，英国是25%～38%，韩国是50%～65%，日本是60%～75%，新加坡是55%～60%。

　　尽管无论地价在房价中占多少比例，都会对房价产生影响，但问题在于，地价影响房价，而房价也会影响地价。同时，影响房价因素很多，比如信贷供给量、个人收入分配结构、产业间的相对利润率、投资风险、房屋购买政策、经济周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程度以及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等，这些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二者的共同因素。因此，房价与地价间存在很复杂的价格传导机制，不能简单地说“地价涨，房价一定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