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到2009年，以往不为人知，或者媒体报道较少的群体性事件，持续曝光于公众面前，最近的石首事 件，可算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看来，此类事件趋于“泄愤”，令人担忧， 政府和民众应合力找寻一种建设性的力量。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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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的群体性事件似乎有增多的趋势，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

　　于建嵘：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个预测，今年的群体性事件肯定是要增多的，规模和影响也会增大。除了年份特殊 外，主要是经济形势不好，农民工失业比较多，社会心态会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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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把类似石首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称作“社会泄愤事件”，如何理解？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不需要组织动员，是一种社会情绪的迸发；它也没有利益诉求，它最重要的说法是要追逐 真相，但好像永远也不会得到满意的回答；它没有规则底线，它可能和武警对抗，也可能烧掉县政府大楼。这都是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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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泄愤事件”会不会有转化为反体制行动的危险？

　　于建嵘：不一定。因为这种行动有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去得快，大家发泄完就回家了，它没有组织动员，更没有一个“ 剧本”。但这种事情的发生会使整个社会弥漫更多的不满，打个比方，它的发生没有让社会中的可燃烧气体减少了，而是增加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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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会有这种危险的转化，有哪些因素值得注意？

　　于建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否会上升为一个“剧本”。我的分析，现在是没有这么一个“剧本”的。你最多只 能说官商勾结，司法不公，但你提不出一个目标。“剧本”最大的力量就是社会动员，而泄愤是没有明确的目标的。以上是一 个理论性的观察。再一个，从人员上来观察，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一批中坚分子，而泄愤事件不可能产生中坚分子，它也 不可能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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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增社会的失望情绪，不可能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遗产？

　　于建嵘：假如老百姓自发成立了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我们可以说，看到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看到自治的力量。但 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自发的对抗，只看到石头砸向了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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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因素妨碍了这种建设性力量的成长？

　　于建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民众目前对待政府的态度，还没有走到寻找新的制度建设这一阶段，表达上也是 相对粗暴的，缺乏理性和平。另一方面和政府不相信民众的力量有关，所以对待“社会泄愤事件”，需要执政者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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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还是担心失控。

　　于建嵘：你越回避就越容易失控。政府需要和民众沟通，引导民众走出一条有建设性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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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民众被认为是“不明真相”。

　　于建嵘：为什么“不明真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政府官员不愿意民众知道真相，另一个有一些执政者太自以 为是，太不把民意当回事。所以当谣言传播的时候，政府应该更多地检讨自己，而不应该总想着为什么老百姓要相信谣言。他 为什么就不能相信谣言？相信谣言是有心理基础的啊。相信假消息本身就是对你不满的一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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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俯卧撑发生在县城，嫖幼发生在县城，邓玉娇案发生在县城，抢尸发生在县城，有人说，县城的沦陷，比乡村和大城 市更甚。

　　于建嵘：县一级政权为什么沦陷，最大的原因是体制安排存在问题，这就是我最近反复提出来，为什么要做县政改革 ，即县一级政权改革的道理。因为县一级政权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准确地说这一级政权是我们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的政权，乡镇 一级没有司法权力，是不完整的，而县一级是最完整的直接面对民众的，所以自古说，“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 安。”现在我们的县一级政府，最大的问题是既不对民众负责，也不对中央负责。它现在就是一个应对型政府，应对上面的考 核，比如维稳。把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定在县，这是对的。如果把这一级政权改革好了，中国就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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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没有调查过，面对这些群体性事件，县一级的官员是怎么想的？

　　于建嵘：昨天有几个县委书记来我家里做客，也跟我在讲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也感到很无奈，很迷茫，“怎么突然跑 出来砸政府呢？”他们也知道现在民怨很大，可是很多民怨也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所以县政改革不是由他们决定的，中央政 府应该想办法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