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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将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 政府实名回帖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06日09:53  生活新报
云南将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政府实名回帖
宜良县公安局在网上的回帖 实习记者 张训武 摄

云南将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政府实名回帖
宜良县公安局局长李建明回应回帖事件 本报记者 晏蓬 摄

云南将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政府实名回帖
民间调查人“屠夫” 本报记者 金林 摄

   一个“7年未破枪击案”的质疑帖 引来警方在网上的实名回复和致歉政府实名帖应对“网络舆论”

  一起7年未破的枪击案,随着死者家属不断在网络上发帖而备受关注。近日,宜良县公安局实名对此进行回复。这一做法,让此前一边倒指责警方的网络舆论出现变化。

  实际上,政府相关部门实名发帖回复网民质疑的现象,今年以来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仅6月份,就有昆明市规划局、城管局和宜良县公安局在本土论坛实名回帖。对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透露,我省将发起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

  缘起

  一宗命案 一篇网帖

  “压力实在太大了。”谈及宜良县公安局实名回帖的原因时,公安系统一位知情人员透露。

  让他们倍感压力的,是一篇3月份以来就在本土诸多论坛上流传的质疑帖。这篇名为《云南省宜良县恶性枪杀案六年难破》的帖子中,作者施燕称,其弟施小华在昆明市宜良县狗街开有一家摩托车修理店,2001年12月20日凌晨两点左右,摩托车修理店内有枪声传出,紧接着,搏斗声也响了起来。之后,行凶者趁着夜色逃离了现场。警方赶来时发现,修理店内一片狼藉,店主施小华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与其同宿的女友汤某身上也多处受伤。之后,前者经抢救无效而死。

  天亮后,施燕赶到了现场。已经在封锁、勘查的警方,不允许她进入现场。根据宜良县公安局提供的情况,家属后来得知:案发前,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施小华和女友。施起身开门,却被门外的歹徒开枪击中腰部。中枪后,他立即忍痛回头,向还睡在床上的女友汤令辉求救,汤起床与歹徒发生了长时间的搏斗。期间,歹徒再也没开枪,而是用修理店里的一瓶开水,把汤烫伤。

  帖子因涉及执法机关,刚一出现,就引起网友强烈关注,随后还被转发到各大论坛。宜良枪杀案显然已初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雏形,许多网友的跟帖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警方进行批评、谩骂。

  “家属有许多想法和疑问,家属的悲痛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宜良县公安局局长李建明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案至今无法侦破,并没有人为因素。“案子没能侦破有很多原因,但该案始终被作为未破案件中的重点来进行主攻。”

  深入

  躲猫猫案给她启示 “发帖上访”

  为了核实帖子内容的真实性,记者找到了实名发帖者施燕。

  “太惨了!”七年半后再提弟弟的“非正常死亡”,施燕依然悲愤难当,“参与验尸的法医告诉我们,我弟弟的肝脏和肺部几乎都被打烂了,里面和周边的肌肉组织内,布满了铁砂散弹……从中枪情况来看,案发现场至少应该有两支发射铁砂散弹的单管猎枪,也就是说,极可能是两个人一起作的案。”

  施燕说,开店的施小华收入颇丰,本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惨案发生后,不但收入没了,全家人还为破案四处奔走,债台高筑。家中老人因此病倒在床,最小的一个弟弟也辍了学,只剩她强撑着这个家,如今她35岁了却依然没有成家。

  据了解,2001年宜良枪击案发生后,因缺少证据、线索太少,至今也没能破案。这期间,家属一直在向县、市两级相关部门递交书面材料,投诉案子“久拖不破”。“怎么才能真正引起重视?”施艳经常这样想,“一想,就头痛欲裂。”

  今年2月中旬,晋宁县看守所爆出“躲猫猫”事件,经常上网的施燕也注意到了这个案子。随着“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网民大调查的不断推进,相关部门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升级”,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到昆督办。真相,竟真的就这样被揭示了出来,而且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欢呼的同时,施燕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跑了几年跑断了腿,难道还不如在网络上发帖子管用?”

  她决定改变思路。3月3日,第一个署着施燕真实姓名、并留着手机号码的质疑帖,出现在了云南本土的一家网站论坛里。这个帖子随后被陆续发到了本土多家论坛上。施燕觉得,这大概是弄明白弟弟死亡真相的最后一线希望了,“网络上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了,在这方面,通过几个网络舆论事件来看,昆明政府可以说是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我才选择了在网络上‘发帖上访’。现在,我们家属唯一的要求只是破案,仅此而已!”

  转折

  县公安局实名回帖 说明致歉

  在宜良枪击案质疑帖出现的3个多月后,6月10日20点左右,一篇题为《宜良县狗街镇施××被枪杀案工作情况》的帖子,悄然出现在了中华网和云南本土一家网站论坛上。帖子证实了宜良县狗街镇“万花摩托车修理店”内发生的持枪杀人案,并称:

  案件发生后,市县两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和派出所相关人员组成的专案组,专案组30余名侦查员在市公安局分管刑侦副局长的领导下开展案件侦查工作,先后调查走访了100余个自然村5000余人,并在各村动员群众积极提供案件线索,形成调查材料600多页。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省、市、县刑侦部门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和分析,并对专案组人员和经费进行重点支持和保障,力争早日破案。

  帖子最后就该案一直未破向受害人家属深表歉意,同时也请受害人家属及各位网友放心,“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宜良县公安局绝不会放弃对本案的侦破工作。”

  该帖的落款署名“宜良县公安局”,发帖人的ID叫做“牧野杉杉”。

  记者事后获得证实,此帖的确是由宜良县公安局提供,并委托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在论坛上公开发布的。

  对于这个公安机关的实名回帖,网友评论中明显少了一边倒的倾向。有人跟帖表示支持:“呵呵,终于恢复(回复)了,看来还是没有漠视网民的意见啊!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值得肯定,要是能把案件破了就好了!加油。”还有人这样提出建议:“希望破案这事不仅仅是警察的事,社会,群众,当事人,你我他,大家积极参与,提供信息,一定可以让犯罪分子落入法网!”

  发现宜良县公安局的回复帖时,施燕很激动。虽然回复内容并未涉及到实质性案情,也没有直接回答她的疑问,她依然觉得,弟弟的案子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相关链接

  网络问政

  “网络监督”和“网络问政”,可以一直追溯到8年多以前。

  2001年3月14日下午,网友“城山村人”在重庆火车站买去往福州的火车票。排队20分钟接近售票窗口时,售票员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走了。他不得不重新到另一窗口从头排起,但排了一阵,售票员又拒绝售票,无故离开。当“城山村人”第3次排到窗口时,其要乘坐的火车已经呼啸而去。之后,“城山村人”愤而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帖,披露这段遭遇。18天后,论坛收到重庆车站对该帖的回复。原来,铁道部有关负责人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帖子,立即转发给重庆铁路分局。最终的结果是,重庆车站向发帖网民致歉,加强了车站的管理,并追究了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相比于自去年以来发生的南京局长“天价烟”事件、“躲猫猫”事件等,经网民推动和网络传播而上升为“网络舆论事件”的新闻,在今天看来,重庆火车站售票员那点事似乎“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其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奠定了其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随着去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以及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全民上网”的这一时代背景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新报对话

  宜良县公安局局长李建明:网络监督非常重要

  对于网上实名回帖,公安系统一位知情人透露:对于专案组而言,无法破案的压力本来就已经够大,自从家属在网络上披露案情、并对公安提出诸多质疑之后,这种压力又被放大了许多倍,“但这是非常正常的。网络上的舆论,我们不敢忽视,也绝对不应该忽视。”

  宜良县公安局局长李建明则表示:“感谢媒体和网民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关注和监督,昆明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阳光政府,今年又是干部作风整顿年、工作效能提升年,只要不涉及公安机关案件侦查秘密,出于保护家属、网民知情权的考虑,我们很愿意,觉得也很有必要利用网络这个平台,给被害人家属及广大网民一个说法。网民的监督,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动力。网络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促进我们工作作风的转变也非常重要。”

  李建明表示,在网络上以县公安局名义实名回帖的方式,是公安机关满足群众知情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该局已经成立专门的领导班子,正在积极探索具体的做法,今后,只要网络上有涉及到宜良公安的内容,都会尽量及时和客观地进行回复,争取把这项工作变成一种常态和长效机制。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许多不理解的声音和问题以及矛盾就会出现在网络上。如果不回帖,只会使警方和政府的工作越来越被动。”李建明说,“我们也在逐渐转变观念,从怕媒体、怕网络监督,到我们主动和媒体、网民进行沟通,这样,才可能让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网络问政必然制度化

  对于宜良县公安局的做法,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表示赞许。这位高调策划、组织“躲猫猫”网民调查的“新闻官”说,面对网民和公众的质疑,政府部门传统的做法一般是“沉默是金”,但在网络时代,沉默就是“祸根”,必将让党和政府的工作陷入被动。

  “网民总是爱挑刺,爱猜测,这正是网民对于政府工作的价值所在。网民有疑问,政府部门不及时回复,谣言就会由此而生。而政府部门积极回应,是尊重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表现。这方面负面的例子有不少,比如最近刚上任的湖北宜城市‘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他的任职程序、家庭背景、学历等各方面都受到网民和公众强烈质疑,但至今,他依然不站出来做任何回应和解释。这是非常不理智的。”

  在充分研究网络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伍皓决定发起在全省的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我总结了四句话来概括‘网络精神’,即‘不能不让我说话’、‘我说话我负责’、‘说难听了莫动气’和‘我说错了我改正’。为什么有些网民敢在网上信口开河?就是因为不具备这种网络精神,认为在网上说话不用负责,也不会被追究。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网民都不是这样的,也都是可以沟通的,但前提是,对于网民们的质疑,政府部门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客观地予以回应和答复。”

  在伍皓看来,网络问政是一个双向的概念,“问”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网民,但更主要和更重要的,还是网民。“民众参与政府行政行为,对政府行政行为提意见和建议的渠道有限,比如信访渠道,事实证明是很不畅通的。那么,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介入政府的行政行为,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而且,还相对比较简单、可行。因此,网络问政必然会渐渐地制度化,并渐渐在整个政府行政领域得到推行。”

  “网络调查者”屠夫:

  “我出力、出精力,如果再贴钱,就没法做了”

  “网络问政”之风愈刮愈烈之时,一个特殊的群体应运而生——网络调查者。他们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网民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预示着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遭遇了比以往更多的质疑。然而,网络调查者靠什么取信于民?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网民”身份?他们又需不需要监督呢?

  近日,曾因参与邓玉娇事件调查而闻名的网友“屠夫”来到昆明,欲对“小学生卖淫”案件进行再调查。期间,“屠夫”接受了本报专访。

  为何要做调查者?

  新报:为什么介入邓玉娇案?

  屠夫:我是个只会讲人话,只会讲真话的人。当我在媒体上看到这个案件的相关新闻时,心里太难受了。因为我也有一个十岁的非常可爱的女儿,如果我不去做(指为邓玉娇维权),邓玉娇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千万不要以为那样的事情离我们很遥远!

  新报:对于遭到的质疑,你怎么看?

  屠夫:(对于这些质疑)以后我会有很多东西(指证据)拿出来说话,现在很多东西都不能公布。比如,我跟邓玉娇通过话,(内容)现在还不能拿出来公布,因为我要考虑到保护当事人。我做事,为了达到好的结果,(手段)可能会是颠覆传统的,可能大家没看到过我这种做法、我这样的讲话方式。

  新报:你一开始有没有意识到究竟有多难?

  屠夫:太艰难了,兄弟啊,说实话,我现在都撑不住了。我是用自己的良心在做事情,还要受到质疑,受到攻击,受到威胁……连朋友都没有了。

  新报:很多人支持你,但也有很多人骂你,你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屠夫:这个社会缺少信任,很多人的价值观被扭曲。很多人的思维判断非常糟糕,不懂得基本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很要命啊。所以我感到很孤独,真的很孤独……

  新报:你的调查对于案件的推动和真相的揭示,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屠夫:我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就是关怀弱势群体,让他们有一个发声的渠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个,我想去帮助他们,从经济上,从法律援助上,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个,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

  新报:你学过法律知识没有?

  屠夫:没有,但是我会咨询律师,公民有表达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是很大的,我在用公民的权利推动社会的这些事情。

  捐款怎么用的?

  新报:来昆明调查“小学生卖淫”事件前,你自称给了受害女生经济上的帮助,给了多少钱?

  屠夫:2500元,另外一个朋友给了1000元,总共3500元。不过这不是我给的,都是网友,网友总共捐了3500元给他们家。

  新报:你从邓玉娇事件开始接受网友捐款,这些捐款有没有指定捐给谁?

  屠夫:没有指定,捐款给我的人,意思是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是帮助弱势群体。

  新报:网友捐款总共有多少?

  屠夫:3.9万多元,邓玉娇被释放那天,我就宣布停止了。

  新报:我想明确这四万左右捐款的用途,直接给过邓玉娇一些吗?

  屠夫:不是给她,是用在帮助她的费用上。

  新报:也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整个过程的开支都来自于这些捐款。我想明确的是,除直接给了“小学生卖淫案”受害人3500元之外,捐款里的钱,邓玉娇得到过吗?

  屠夫:第一次(指去巴东调查邓玉娇抗暴事件并看望邓玉娇),小范围的网友筹集了1万多元做路费,另外我自己捐了2000元,给邓玉娇妈妈的是两千块。涉及到的钱,共1.3万元左右。

  新报:也就是除了邓玉娇妈妈拿到的那两千,其余的都用在了你的开销上?

  屠夫:还有我在半路上遇到别人出车祸,去帮忙也拿了点钱,几百还是多少,我忘记了。还有帮助过我的那个小巴东,他家里我也给了一点。最后回到北京,我卡上还用掉了3000多元,贴进去3000多元。

  新报:那将近四万的捐款呢?

  屠夫:我委托北京的公益团体“爱知行”管理了,我不直接管钱。

  新报:网民们捐的钱都用到了哪些项目上?

  屠夫:我跟爱知行搞了个公共信箱,密码都在网上贴出来了,大家可以进去查,我把花了的清单放在里面,大家可以去查。有黑客、坏人进去把这些删掉了。他们就是要故意制造谣言,气不气人你说?我这人做事,一是有自信,二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都怕质疑,就没人敢做这样的事情。我出力,我出精力,如果我再贴钱,就没法做了。

  ■新闻人物

  “屠夫”何许人?

  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福建人,真名吴淦。初中没上完,17岁就混进厦门一个边防站当了兵,两年转回到地方,一边在机场安检混,一边“自己整点乱七八糟的事”。自称到哪里都是受争议的人,因为太特立独行,从不顾及世俗眼光。而且,“黑白两道都认识”,但是,“不掺和,不深交”,保持自己的个性。

  这样一个人,以网民身份介入“邓玉娇抗暴案”的民间调查,似乎也就注定了必然带来巨大的争议——网络舆论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他是大英雄,敢于为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利益而千里奔走,并不懈地与不同的权力机关展开角力;有人认为他身份可疑,曾干过一些为官方平息舆论的“勾当”,而其意图,无非就是为了恶炒自己,甚至,其中还有敛财的目的。

  屠夫陆续接受了网民们至少4万元的捐款。“网络调查者”的这种行为也颇受争议。

  昆明市律师协会刑辩委员会主任、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清律师认为:我国《捐赠法》并未明确规定个人不能接受捐款,但规定了捐款不能违背捐赠者的意图而被用于捐赠者指定对象和事务之外的其他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网民屠夫在为邓玉娇维权时接受的捐款,又被用在了昆明的另一起案件的“网络调查”上,显然已经违反了《捐赠法》的规定。若捐款的网民要对此进行追究,将捐款挪作他用的网民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用于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事务的捐款,必须公开透明,每一笔具体的使用和流向,都应向捐赠者和公众公开,接受捐赠者和公众的监督。这个公开的工作,可以由接受和使用捐款的人来做,但如果能委托给第三方的某个组织或机构来做,就更好,也更不容易出法律纠纷。”杨律师强调。 首席记者 温星 实习生 叶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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