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稀疏，个头偏矮，皮肤蜡黄，走路跛脚——这就是张云良人生的最后画像。2009年6月5日早上7时40分许，这个62岁的老人在天回镇始发站登上通往成都市区的9路公交车，二十几分钟之后，一切灰飞烟灭。

　　27死，74伤，惨绝人寰。

　　7月2日，警方通报，成都“6·5”公交车燃烧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

　　成都大湾村：邻居眼中的张大爷

　　麻将馆中的常客；酒量一般，穿着普通“人平时和和气气”；

　　爱用水果皮敷手脸；抽10元一包的女士烟；喜欢随身带一个茶壶；

　　有痛风病，走路有些跛脚，脸色蜡黄，整天病恹恹的样子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大湾村4组，紧挨成都市军区总医院，是条喧闹的市井小巷，商铺众多，尤以旅店业最为旺盛。接近小巷尽头的一座两层农民房最左下角，一扇木门的背后，是一间不足17平米小屋。犯罪嫌疑人张云良最后的日子，正是在这儿度过。

　　屋内简陋、单调，一如他的生活。在这里，他被称作“张大爷”。

　　在张云良之前，邻居罗大汉已经早先落脚几年，但他对张云良并不熟悉，“平时跟他来往不多。”罗大汉说，“我接触的人多是打工者，而张云良接触多的是牌友。”

　　打麻将、斗地主，邻居眼中，这就是张大爷日常的活动。他是胖大姐开的麻将馆中的常客。

　　胖大姐与一帮邻居对张云良的印象包括：没有怪癖，酒量一般，穿着普通，不会让人感觉寒酸，也不富裕。“似乎是个爱干净、爱美的人”。

　　他尤其在乎自己的皮肤，总是指着别人的手跟自己比较，邻居们记得，他会说：“看看你们这些女人的手，那么粗糙，我的手平时都是用苹果皮敷的。”

　　理发店老板回忆，“张大爷”去理发店洗头，发觉他脸上黏糊糊的，却不让用水冲洗，“他说那是用水果敷脸留下的”。他从不擦化妆品，都用纯天然的，会自己把苹果皮和梨皮敷在脸上、手上护肤。

　　甚至，他洗头连洗发水也不用，直接用白水冲。

　　他有时也在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足，比如喝水的杯子，他曾多次在人群中展示自己的水杯，说是电视购物中的那种磁化杯“900多块”。有一次他出来显摆自己“900多块钱的水杯”，结果落在茶馆里忘记拿了，老板看到后觉得“估计那个值不了900块，外壳是木头的，张云良当了冤大头”。

　　他喜欢看电视，失眠较重，电视常常是开到凌晨两三点不关，以至于住在楼上的租客几次半夜被吵醒，为此还发生过几次小的摩擦。

　　胖大姐说，最后见到“张大爷”是6月3日，他从她店面前经过，但没有打招呼。她觉得张大爷“人平时多对(好)的，和和气气”，几乎不跟人吵架。后来公安部门天天来查，持续了有20多天的时间，大家一度都觉得是警方“搞错了”“老张，咋个可能嘛？”

　　张大爷还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与他相识的人，对张云良的脸色描述最为一致：脸色蜡黄，没有血色，没有人说得清他究竟犯有什么病。他有痛风病，走路有些跛脚，喜欢随身带一个茶壶，有时泡茶，有时喝药。

　　他平时抽10块钱一包的“阳光骄子”(一种女士烟)，其他人散的烟他不要，说自己身体不好只能抽自己的，烟量一般。很少在外面吃饭，都是自己做饭，吃得比本地人讲究一些。

　　警方最终认定张云良就是“6·5”惨案的制造者时，相信的邻居仍然有限———“不可能是他干的”，平时谁想都不敢去想他是那样的人。

　　苏州浒墅关：乡亲记忆中的能干青年

　　参军时曾随部队到越南筑路，回乡后娶了村书记的漂亮女儿；

　　脑袋灵光、胆量超常，自破丢表案后又“扮演”小偷；

　　上世纪70年代末曾随贩蛇者南下广州“闯”，从此在外飘荡

　　浒墅关的“浒”不念“虎”，而念“许”。相传，乾隆下江南时来过这里，满腹经纶的皇帝竟不识“浒”字，读为“许”音，金口难改，此后人们跟着皇上犯错叫“许关”。这个 苏 州市区西侧京杭运河旁的小镇，就是张云良的家乡。

　　张 云 良 生 于1947年6月16日，原是红星村二组人，年轻人不认识他，因为他们未出生时，张云良就出外闯荡，远游他乡，而上了年纪的人，如果没有这次公交车燃烧案，也早已将张云良遗忘。与成都的邻居不同，乡亲们记忆中的张云良不是和和气气的大爷，而是一个“胆子大，能说会道”的青年，那是三十年前，他的前半生。

　　村里人都说，他打小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很能干。

　　65岁的张宝兴与张云良从小相识，他印象中张云良从小性格外向，活拨调皮，初中毕业后，1965年参军，美越战争期间还随部队到越南筑过路，1969年复原后回了浒墅关。

　　据说当年，村里的小伙都羡慕张云良，他回乡不久后就娶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岳父当时是村书记，后来还当上乡干部。

　　“他字写得好，又是退伍军人。”张云良的工友陆凤祥说，在那个时代这样条件很不错。

　　1970年，陆凤祥和张云良一起进入吴县铁矿工作，每个月35.1元的工资，“我们都是党员，都是从部队回来的，所以我对他还有所了解。”

　　陆凤祥觉得，张云良当时活干得还不错，和其他工人没有两样，“井下的工作，大家都很辛苦，他的工作总结写得漂亮”。

　　张云良让陆凤祥惊叹的是脑袋的灵光和超常的胆量，“他和别人不一样，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以至于听说张云良被认定为纵火者时，陆凤祥也并未感到意外。

　　当年在矿上发生的一起盗窃，将张云良不凡的一面深深地刻进陆凤祥以及其他工友的记忆中。

　　据说有一天，张云良发现自己的手表不见了，便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那是一块昂贵的上海牌手表，在当时吴县铁矿已算得上一起大案，于是警方和矿上的职工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着手破案。

　　很多人被怀疑，一名老工人还因此愤而辞职，然而案情长时间没有一点进展。陆凤祥说，张云良这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自己来破案。“他真的找到了小偷，而且做得很聪明，他并未自己去处置，而是再次向派出所报告，让公安去抓人。”小偷原来就是调查组中的一个工人。

　　张云良拿回手表后，又做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他要“扮演”一次小偷，而这样做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派出所难堪。他拿了两个工友的两块手表，工友报案后，与之前一样，派出所迟迟未能破案，两周后他又将手表物归原主。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改革开放，浒墅关有人捕蛇贩卖到广州，发了财，张云良不能安心上班了，他也想发财，也想到南方去闯闯。

　　陆凤祥说，张云良并未被单位开除，而是他跑到广州去做生意，没办手续长期缺席而自动离职。“其实，他又不会捕蛇，也做不了什么生意，只是跟着老板端茶送水打打杂。”此后，张云良开始在外飘荡，很少再回浒墅关。

　　张云良离家之后，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镇上叫师古浜的地方，那是一栋三层楼房，张云良家在二楼。邻居说，他们几乎见不到张云良，而且他不怎么顾家，两个女儿主要靠他妻子在厂里上班和卖刺绣拉扯大。

　　“他这些年在外具体做了些什么，恐怕他家里人都不清楚。”

　　如今，红星村已经不复存在，六七年前，苏州建设高新开发区，征用了村里土地，村里人以及浒墅关的数万农民迁入了专为他们修建的小区———阳山花苑，村民由此变成了社区居民，随后还成立了阳山街道办。

　　据说，张云良一家在阳山花苑里拥有4套住宅，且都被租了出去。这个江苏省最大的安置小区里共住有四五万人，张云良的亲戚朋友散布其间，但他本人没在这里住过一天。

　　本可有优越生活

　　家中4套房产均已出租，身前每月可领500元补助，大女儿是港企高管;

　　曾想回铁矿但名额被人顶了，从此在外做生意四处借钱，“亏了就骗，骗了又亏”;

　　张云良出事后，他的家人就不见了踪影，两个女儿的家如今都是门窗紧闭

　　邻里乡亲，没人能说得清张云良作案的动机。按照常理，他本该拥有比一般人更优越的生活。

　　张云良户籍所在的阳山花苑31撞406房屋已出租给人，他家另外三套在该小区的房子据说也租了出去。而师古浜的房子，两个女儿出嫁后，就剩张云良妻子独自居住，后来女儿将母亲接到市区，这套房也外租。

　　张云良死前每月可以领到130元的补助金和390元的土地占用补偿金。据阳山街道办介绍，浒墅关农民本世纪初开始动迁，很多家庭给了两套房子，就是让他们可以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另有二三十万的补偿费，如今搞土地入股年终还可以分红，当地农民人均收入有1万多元。

　　警方的通报中称，张云良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

　　以往，对成都的邻居提及自己的女儿，张云良总是满脸的骄傲，“在花旗银行上班，每个月两三万元”。后来他的女儿来成都办理后事，房东曹女士曾当面问过其职业，“她只是笑了笑，说自己现在外企上班，以前是银行的。”

　　在苏州乡亲眼中，张云良能生得这样两个女儿是他的福气。他大女儿就在浒墅关上班，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港资塑胶公司的高管，小女儿在镇上的幼儿园教书。两个女儿都没住浒墅关，都住在苏州市区。大女儿所住的金之枫花园，是枫桥路上高档小区。

　　自从张云良出事后，他的家人就不见了踪影。“张经理很长时间没来上班了。”大女儿公司一名职员对记者说。她两个女儿的家如今都是门窗紧闭，邻居也不知人上哪里去了。

　　陆风祥最后一次见到张云良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陆已经当上了吴县铁矿的矿长。“他两次做生意都亏了，找到我想回矿上。可我们是国营单位，他离职后名额被别人顶了，回不来，他又出去了。”

　　之后，陆凤祥听到了很多关于张云良骗人的消息，“他四处借钱，做生意亏了就骗，骗了又亏”。陆说，张云良不敢回来，一是怕别人追债，二是没有混出个名堂无脸面，“他不是那种吃得苦的人”。

　　说张云良借钱不还的还有他的妹妹张学宝，她的家在阳山花苑六区。张学宝小哥哥7岁，她说兄妹之间感情本来不错，但张云良多年前向她家借了500元钱，拖着不还，讨要多次都没要回来。

　　最让张学宝不能理解的是，后来，张云良的女儿出嫁，作为孩子的姑姑应该参加，没想到哥哥竟然没有告诉她家。于是，两家自此不再有什么来往。

　　关于“又嫖又赌”

　　张云良曾多次透露，女儿每月给他寄3000元用于治病和生活，后来才改寄1000元；

　　大约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张云良有些拮据，开始向胖大姐家借钱；

　　至于嫖，多数的邻居持怀疑态度，但也有邻居评价他“是个老色鬼”

　　张云良开始离家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很小。据熟悉他女儿的人透露，虽然父亲没怎么照顾过他们，但他要钱时，两个人还是满足要求。她们还一直劝他回来安享晚年，但张云良没有把女儿的话当回事，后来，两个女儿也心灰意冷了。

　　在成都，张云良曾多次对人透露，他女儿一个月给他寄3000元用于治病和生活，后来被他朋友回去说了又嫖又赌后，才改寄1000多元。张的一名老乡说，有些时候为了向女儿要钱，他会让老乡帮助自己给女儿打电话，说自己病得厉害，再不寄钱就要死。老乡对这个做法也不以为是。

　　大约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张云良在经济上开始有些拮据，开始向胖大姐家借钱，“也都是50、100的”，但很有信用，女儿的钱一寄到，马上就还了，但今年以来陆陆续续借了一共1200元，一直没有还上。出事后没几天，他的女儿曾来过，胖大姐说本来想等着后事料理完了跟他的女儿“提一提还钱的事”，结果老张竟然是纵火犯，“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就当打麻将输了”。

　　张云良打麻将输了不少钱，这可能是他经济变得拮据的另一个原因。附近理发店老板说，老张在理发店老板处理发时老谈打牌的事情，女老板记得有一次他用普通话对其说：“今天又当了‘兔子’，被他们宰了”。她听说老张今年以来就已经输了2万多，还说因为被女儿管住了钱，所以“今年不敢大赌了”。

　　张云良生前主要是在胖大姐开的麻将馆里打麻将。胖大姐的说法是他们打的麻将都不大，就是在当地最普通的“一两块钱的”，半天下来输赢几十块而已。“他要是有那么多的钱打那么大的麻将，还会欠我1000多块钱呦”。

　　而在陆凤祥记忆中，张云良是从来不赌的。

　　关于张云良“赌博”，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张在当地赌得“比较大”，“5块10块20块带花的”，一晚上输赢几百上千，斗地主是“2、4、8、16元的”，每次也要几百块的输赢。

　　他最后一次交房租是5月底，即死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而在6月初，女儿照例寄来1000元。他的房租是每月不算水电费150元。

　　至于嫖，多数的邻居持怀疑态度，“他是那种打屁都还要人按出来的人，还咋嫖？”胖大姐说。值得一提是，张云良此前房东，怕他病恹恹死在家里不吉利，不愿意再租房给他，因此他才搬到了现在的房东这家。在当地，有些租客是长期病号，死在出租屋里时有发生，很多人都不愿把房子租给这样的人，

　　在当地流传一个关于张云良与女人说法，有阵子他带了个20多岁的女人过来包了一个房，最开始还以为是他女儿，后来才知道是军区总医院的实习护士，而他自己开玩笑承认喜欢的女人是胖大姐，“所以才去胖大姐那打麻将”。

　　据了解，警察此前曾率先对周围的各类“按摩院”进行了排查，当地人说，以前这里很多简陋的声色场所，警察几乎带走了每一个按摩女，之后，这些大大小小的按摩院就在当地消失了。罗大汉倒是经常看见有女人去张云良房间，“老的、年轻的都有，但没问过。”他说，此处租住房屋的主要是做生意的、搞货运的、看病的、做工的都有。

　　老邻居谢大富(化名)觉得，说老张又赌又嫖是准确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对别人这样说，周围的人都知道，警察的说法没错”。“是个老色鬼”。也有邻居这样评价。

　　“最后的晚餐”

　　6月5日早上7点多，罗大汉看到张云良提了两个纸质手提袋出门，说“我进城”；

　　“那么多的汽油带在他身上，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闻到一点的汽油味道”，罗大汉猜测后来汽油可能是由装饮料的那种塑料瓶带上汽车

　　警方的通报中提到，“张云良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他似乎从来没有表现出厌世的情绪”，有的邻居说。而包括陆凤祥在内的苏州家乡人，都说张云良性格开朗、乐观、外向。

　　但厌世的情绪还是有的，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谢大富承认，如果不是大意，悲剧似乎是可以避免的。

　　6月4日晚上，谢大富正要出去耍，下楼的时候碰到老张，“来尝尝苏州的红烧肉嘛”，这是邻里间最正常不过的邀请，谢大富自然不会拒绝。事后，谢说，他觉得这肉是吃得“太亏了”，“吃了块红烧肉，喝了一杯酒，却接受了警方反反复复8次问询”。

　　案发后，谢大富正在昆明跑生意，结果直接被4个成都警察带回来查案。“我怕他们认为我是老张的同伙，而且这个事情确实太大，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

　　当晚老张表现平常。谢大富回忆，当时除了说了句听起来更像是调侃的“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喝酒啦”的话，并无其它，那天还仍然保持了平常的喝酒水准，只喝了一小杯而已。他甚至还照例去斗了地主。当晚8、9时，一家张云良租住地附近的茶馆老板见到其正在该处斗地主，她当时未发觉异样。

　　唯一有些异样的可能就是张云良第二天起来得太早。6月5日早上7点多，罗大汉刚吃了面条正在刷洗锅碗时，看到张云良提了两个商场里面装裤子衣服的纸质手提袋出门了，用报纸包住了袋口。

　　他很奇怪这么早就见到张，在平时，张云良都是起得很晚。问：“老张，你去哪？”答：“我进城”。没发现反常的迹象，因此也没多问。事后证明，正是这简短的对话，老张得以被快速地证明“随9路车一起出事了”。

　　事后警方的调查证明，至少从6月3日开始，张云良的表现已经很不正常。“6·5”案发后，成都军区总医院附近一家加油站的监控录像显示，6月3日上午，张云良总共去过加油站3次。头一回，张云良提了个塑料桶，被加油站拒绝售油；第二次，他提了个铁桶，交了100块钱，加了70块钱的油，桶满了；第三次又接了30块钱的油。

　　张云良生前的房东太太曹女士向记者证实，6月3日上午，张云良曾向其借水桶使用，但未说明用途，在征得同意后拿了其冲厕所的水桶，该水桶为某品牌装修用聚酯漆的废弃包装桶，容量是20公斤，案发后已被成都警方作为证物取走。

　　罗大汉猜测后来汽油可能是由装饮料的那种塑料瓶带上汽车，“那么多的汽油带在他身上，从我身边经过我却没有闻到一点的汽油味道”。

　　6月5日中午，罗大汉在茶馆喝茶时，老板娘说起“今天早上9路出事了”。一问时间，差不多正是张云良出门那会儿，“他不会那么巧就在那车上吧？”中午有人老找过张，电话打不通，下午开始大家一直给他打电话，仍是不通。到了晚上，房东见他一天没回，电话又打不通，就去收治烧伤患者的军区总医院挂了号，不久后，证实了张云良“正好就在车上”。

　　罗大汉回忆，出事头几天张云良的脾气不太好，把打牌的人都得罪了。这个也得到了诸多牌友的证实。一名牌友说，出事前几天，张云良一次打牌点了3个人的炮，被人催钱，他火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钞票撕个粉碎“催什么催嘛！早晚给你们！”

　　仍有未解之谜

　　一种说法是，遗书是由老乡在他女儿来成都的时候转交的。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

　　记者发现，离张云良家最近的9路车站是“军区总医院站”，而要在始发站“天回镇”上车，则还需要反向坐5站地，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在这个窄窄的巷子里，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早已被有关张云良的一切挤满，关于纵火犯的点点滴滴是一个被讨论过度的话题，一拨一拨的调查来了又走，很多人已被问得不厌其烦———“可以谈点别的么”？

　　被问及张云良，一些人开始有些不耐烦，“咋个又是老张啊，把我们都搞惨了”，警察几乎每天都来询问，事情发生后，成华区分局(案发地)、金牛区分局(暂住地)、市刑侦大队等警察都先后笔录了七八次。有时一来几十辆车子(当地的街道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过)，半夜两三点还在附近走动调查询问。

　　据了解，案发后，张云良的老乡“老蒋”过来了，第四天，其女儿女婿坐飞机也过来。第四、五天，开始有公安过来调查，6月10几日，张云良被确定为重点怀疑对象。原本，他的女儿在6月11日处理完后事后返回上海，结果又被警方带了回来。

　　张云良的老乡老蒋目前仍在成都警方“配合调查”。一种说法是，遗书不是寄给江苏的，而是由老蒋在他女儿来的时候转交给她的。当时，张云良的女儿并未立即向警方通报遗书内容。估计遗书内容是后来警方在询问老蒋和张云良女儿的过程中得知的。此前，按照警方表述，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此外，张云良选择9路公交车似乎也是精心选择。从成都军区总医院去往市内的公交车有9路、9路(区间车)、39路、403和650等不同线路，但因9路车的终点站临近成都最大的小商品零售批发市场荷花池市场，又在火车北站附近，转车极为方便，乘坐人数最多。平时，住在附近的上班族，早上也都是赶这趟车。

　　但这其中也有让人费解的地方。此前警方通报称，经调查，6月5日7时40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但记者发现，离张云良家最近的9路车站是“成都军区总医院站”，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而如果要在始发站“天回镇”上车，则还需要在出城的方向坐5站地到达终点站后转车进城，他为何要这样做呢？

　　“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是聪明过头了，一步一步走上绝路。”陆凤祥相信张云良会自杀，但他还是不能理解为何这样极端，选择将自己的身体与素不相识的乘客一起烧焦。

　　因为脸色蜡黄，身体不好，经常有人拿“生死”开张大爷的玩笑。在事发前几天，一名邻居曾开玩笑地问张云良，“老张你咋还个不死呢？”他嘿嘿一笑“快了，就这几天了”。

　　资料

　　警方通报锁定他

　　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开展了大量的勘查检验、侦查实验和走访调查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认定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一起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烧死在车内后部的张云良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介绍，今年62岁的张云良是江苏省苏州市人，案发前暂住成都市。他在江苏原籍嗜赌，长期不务正业。2006年到成都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靠女儿资助。2009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遂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6月4日，其与女儿通话中表示“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张云良案发前从成都寄出的遗书。

　　经调查，6月5日7时40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有乘客证实当车辆由北朝南向城内方向行驶至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处时，张云良在车内倾倒所带的汽油，并点燃引起车辆燃烧。

　　据现场勘查显示，在张云良所坐位置的地板上有汽油向车头方向扩散流淌痕迹，该区域燃烧程度最为严重，专家组认定为点火区域。通过现场勘验确认，车辆起火的中心区域只有张云良的尸体，在其尸体旁提取到一枚打火机防风罩。尸体倒地的姿势和朝向表明，着火后张没有主动逃生意愿。

　　手记

　　艰难的搜寻破碎的信息

　　7月2日，警方公布成都公交燃烧案是由张云良纵火所致后，公众在惊叹办案之神速的同时，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也提出了质疑。

　　一个62岁的老人做出这样震惊全球的事情，本就让人不可思议。警方公布的信息对事件说明仅600字，留下了很大的猜想空间。一些网友质疑，将遗书列为重要证据，但对遗书的内容为何语焉不详；张云良62岁已是退休年龄，怎么定性“不务正业”；“悲观厌世”这样的心理判断是否能提供医学方面的证明。

　　7月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也指出，这样的公布缺乏细节。

　　为了了解张云良这个人，本报记者兵分两路采访，一路前往成都，一路前往苏州，但不论成都还是苏州官方，对此事都缄口不谈，一些了解张云良的邻居朋友，还被告知不能说话。

　　张云良户籍所在的浒墅关派出所，民警严辞拒绝采访，并称要经上级部门同意。

　　阳山街道办一负责人对记者说，张的户籍不在阳山花苑，而在浒墅关老镇上，记者于是赴老镇上打听，得知张所在的红星村多年前就划归阳山那边管辖。记者找到的一张张云良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也明确写着，张的户籍地址就在阳山花苑2区31幢406。

　　几经周折后，记者找到了张云良家人的住址，多次前往，无奈门窗紧闭，人去楼空。得知张家人包括张的一名老乡正在协助警方调查的消息后，记者向警方求证，最后还是没有结果。

　　于是，这篇报道只能提供一些破碎的信息给读者，虽然每个细节都有出处的，但关于张云良的面貌依然模糊。依然只有等待，等待更多的细节被公布，让公众停止猜想，不再存疑。

　　本报记者 卢斌

　　采写：本报记者 卢斌 刘伟

　　摄影（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