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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之光 烛照未来

 

大师之光烛照未来

  大学者,大师之大学;大师者,学问之大师。

  大师终将远去。没有人可以摆脱生死定律,大师也不能。

  大师正在远去。当很多书斋都难以保持应有的淡定和平静时,当大学都让很多人茫然时,大师们的悄然逝去,或许能让喧嚣的人们沉思片刻:我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个“大师”,而很可能是我们对学问的尊重与重视。

  大师从未远去。古往今来,那些逝去的大师即使在人类喧嚣的天空中微光如豆,却一直在烛照未来。

  我们需要做的,是铭记、缅怀,并且尽可能地去了解曾经存在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如此,我们才能对那些正在接过、或有志于接过大师留下的油灯的人,给予足够的尊重,一如我们需要尊重的学问,和需要我们尊重的未来。

  记住:无大师,不学问;不学问,无未来。

  先生之人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于国、于社会、于人民,季羡林一生有着许多不可磨灭的学术成就: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0,《朗润集》(散文集)1981,《季羡林散文集》1986,《牛棚杂忆》,《病榻杂记》等。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先生之

  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先生之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2006年年底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里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大师之光烛照未来

  请把我的桂冠摘下来

  一辞“国学大师”

  “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我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成了‘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先生之

  给新生看行李的大师

  新华社上海7月11日专电(记者许晓青 肖春飞)“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季羡林弟子、学者钱文忠11日通过电话向新华社记者回忆季羡林先生晚年的学术生活。

  “用在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今年43岁的钱文忠是季羡林先生年逾七旬后所收的北大燕园弟子之一。在钱文忠眼中,季羡林“既是长者,也是学者”。

  钱文忠目睹过季羡林对前辈学者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毕恭毕敬。而对学界的年轻新秀,季羡林则不仅帮助修改文章,并热心举荐提携。钱文忠忆及恩师曾“登门请学生去吃饭”等细节,至今令后辈难以忘怀。

  在一篇博客中钱文忠回忆道,季先生平时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先生坐在主席台上。

  季先生之后,还有大师否?

  熊丙奇

 

大师之光烛照未来

  这一次,似乎北京大学比媒体来得理智。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

  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我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2007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

  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

  大师的成长需要一种独立与自由氛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成为学人的根基,一名学术研究者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怎可能成就一流学术,又怎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社会进步?

  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所谓精英,当有杰出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可是,我们当下的精英观,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精英成为特权的代名词,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而离开平等的思想,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

  北京大学的消息中,如季先生所愿,没有加上各种炫目的称号与头衔,不知这所培养过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大学,以及众多以其为楷模的其他大学,是否还有培养大师的梦想,能否解读大师的成才之路,来反思今日的教育与学术,是否为大师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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