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年轻时在此写出处女作《灭亡》，该市因而确定2009年为“巴金年”

　　李忆民     

　　风景如画、人杰地灵的法国小城沙多-吉里，距巴黎百余公里，人口不足两万。它是法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1621-1695)的故乡。几个世纪后的1927年至1928年间，中国文学巨匠巴金(1904—2005)也来到该市的拉封丹中学就读，并在此创作完成中篇处女作《灭亡》。于是，这座小城与中国发生了联系。

　　在小说《灭亡》出版80周年之际，为纪念该市与巴金的渊源，沙多-吉里市政府决定将2009年定为“巴金年”。

　　拉封丹与巴金

　　5月7日，拉封丹故乡的市长雅克·克拉巴尔和中国驻法使馆临时代办曲星、拉封丹中学校长贝尔纳·普特雷尔，共同为悬挂在校门口右侧的巴金纪念牌揭幕，拉开了沙多-吉里市“巴金年”的序幕。一张巴金年轻时的照片镶嵌在纪念牌中央，两侧用中、法文介绍这位“人民作家”不平凡的一生。来宾们还参观了巴金巴金资料图片展，并观赏了师生们精心准备的文艺演出。

　　该市“巴金年”的纪念项目还包括，在拉封丹博物馆、市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举办有关巴金和中国的一系列展览、报告会等活动，并专门为此出版了巴金纪念画册。

　　比巴金年长近300年的“大师兄”拉封丹，是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作家当属雨果和莫里哀，那第三位肯定就是拉封丹。如在农民中进行民调，拉封丹一定会得头牌。拉封丹在中国也很有读者缘，《龟兔赛跑》《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之一，举世公认的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巴金的照片悬挂在拉封丹中学的大门口，和矗立在广场上的法国文学巨匠拉封丹的雕像相互映衬，让两个相隔几百年的天才的灵魂共同投射在法国人尤其年轻人的心田里，这是意味深长的。

　　大师，从沙多-吉里起步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五四”运动给这个15岁少年的心田投入了一把火，他的心开始燃烧。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他于1927年赴法留学。本来，他来法的目的是学经济，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巴尔扎克、左拉以及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深深地打动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30多篇杂感、短论、通讯等作品，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巨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

　　关于《灭亡》的写作，巴金后来写道：“每晚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为了安慰这颗寂寞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就这样在3个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1928年8月，他在沙多-吉里完成了处女作《灭亡》，并第一次署上了“巴金”这个笔名。《灭亡》带着该市的邮封寄往上海。

　　为什么选“巴金”这个笔名呢？在1957年9月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巴金解释道：“1928年8月我写好了《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沙多-吉里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灭亡》写的是一个叫杜大心的革命者的故事，巴金说：“横贯全书的悲哀都是我的悲哀。”小说在1929年的《小说月报》1至4期连载，引起强烈反响。编辑叶圣陶称赞《灭亡》：“很引起读者注意，也很博得读者好感。”当年底巴金回国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是沪上声望很高的作家了。

　　应该说，巴金终生熊熊燃烧的文学烈火是在法国点燃的，他创作的火山是在沙多-吉里——这片出现过多个蜚声世界的文学家的热土上开始喷薄的。

　　巴金晚年的小城之梦

　　巴金在其晚年作品《随想录：沙多-吉里》中，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怀念：“50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安静的日子。”他回忆起拉封丹中学看门人古然夫人那慈母般的声音带给他的温暖。暑假期间，他和两个同学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他们做饭。即使是在文革期间，“在我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而这个安静所在竟然就是沙多-吉里。

　　数十年后的1979年，巴金重返该市。他写道：“我走进50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当他从市长和副市长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拉封丹的像章，又一次“陶醉在无穷尽的友谊之中”。“这次重返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

　　巴金在追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中，确实从思想、文化营养丰富的法国汲取了颇多养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弹拨了他的醒世神经，沙多-吉里的热土焕发了他走向文学巨匠的激情……

　　1983年5月，法国政府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密特朗总统为其授勋时致辞：“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品的作者，艺术不倦的创作者。您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使您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您就是中国形象本身，一个经过若干世纪的考验的，并且不断从自身产生复兴动力的、兄弟般的中国形象本身。”

　　巴金过世之后，友谊之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燃烧得更绚丽了。它不仅染红了沙多-吉里的天空、法兰西的天空，还染红了东西方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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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与法国文学

　　成名后的巴金不只一次公开谈到自己在思想和文学上的知识渊源，谈到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对他的影响。

　　1979年5月，巴金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至于法国作家，大家都知道莫泊桑和左拉在中国最有名气，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对我来说，就不止于莫泊桑和左拉，我更要提到雨果和卢梭。”1980年4月，巴金在日本朝日讲堂《文学50年》的演讲中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也许正是拿着书和草帽的卢梭，引发了巴金对漂流与贫困，读书与热爱生命的感伤。这位被称为“近代思想之父”、“18世纪欧洲的良心”的伟人，成了年轻的巴金心中的理想主义形象。

　　雨果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也影响了巴金。“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巴金那么热烈地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悲哀的生命，在其《家》、《春》、《秋》“激流三部曲”中，分明留有雨果那种自我激情叙述的痕迹。

　　左拉也对巴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他看来，“左拉是一个以人生为实验室的冷静的解剖者”，因而巴金也是在“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在1937年关于《家》的回忆中，在散文集《控诉》的“前记”中，巴金都引用了左拉的名句。

　　至于罗曼·罗兰，巴金说，“爱真，爱美，爱生命，这是他教给我的”。他表示，他喜欢西方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因素，像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和《约翰·克里斯多夫》等作品中的英雄，“使我看到了一些崇高的心灵在痛苦中得到力量，最后居然征服了痛苦”。罗曼·罗兰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在异国他乡的年轻的巴金走出忧郁和死亡的幻影。

　　总之，巴金是以自己独立的方式理解这些法国作家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默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