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 北京地铁乞丐群调查

　　新华社记者 周宁

　　一张被烧得面目全非的脸出现在地铁车厢内，而后，那只没有手掌的胳膊挂着讨钱的纸袋伸向每位乘客。一元、两元，不一会儿，纸袋被装满了，纸袋的主人下了车，又步履蹒跚地上了反方向列车……

　　乘坐北京地铁的乘客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形，他们普遍反映，入夏以来，大量乞丐涌入凉快的地铁行乞，影响了乘车环境、社会秩序和首都形象。为此，记者展开两个多月的暗访调查。

　　探秘地铁“丐帮”

　　坐在1号线列车地板上行乞的小冯，双手撑地，一点点蹭到每位“施主”前，边作揖边说“谢谢”，遇到矿泉水瓶，他随行随捡，塞进挎在胸前的破书包里。每向前蹭一步，那副在老家自制的假肢都会“咯吱咯吱”地磨着被截肢处，疼得他眉头紧皱。

　　今年35岁的小冯来自安徽合肥，小时候被机器碾断一条腿，生活一直窘困，因妻子没钱看病，于2004年经老乡（也是乞丐）介绍进京乞讨。

　　“我每两天出来一次，上午9到11点、下午2到4点、晚上7到10点在地铁2号线‘干活’，一天能要到六七十元，最多时有100元。”小冯对记者说，一年下来，有七八千元的收入。

　　来自四川达州的乞丐老李说，位于北京郊区的苹果园（地铁1号线终点站）是地铁乞丐的聚居区，至少有50－60人。那里有些老房的月租才150元，不仅便宜，而且离地铁很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地铁乞丐大多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等地，一部分人因贫、因残、因病乞讨；一部分则在恶讨、强讨和骗讨（装残乞讨）；也有少数人因上访、失业等无奈乞讨。

　　据记者了解，绝大部分乞丐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地铁1、2、5号线的换乘站一带乞讨；乞丐们一般不在上下班高峰期乞讨；每逢春节、‘五一’等大节，乞丐为躲避严查都先回家躲避，而后再来。

　　地铁崇文门站负责人王女士告诉记者，乞丐们大都成对乞讨，但常分开从不同的入口进站。“他们很清楚哪个站有地铁公安驻点；警察何时巡逻、在哪个位置执勤。”

　　记者观察到，乞丐以展示自身伤残、讲述凄惨经历、表演拿手节目、强行拉拽乘客衣裤角等为主要行乞方式，一般是“男女配”或“老少配”。而卖唱的乞丐，大多选择《好人一生平安》《朋友》等反映真善美的流行歌曲。

　　“乞讨也是门学问。地铁里常碰见面熟的乘客，上次给过的，这次一般也给；上次烦你的，这次就赶紧躲开；在情侣面前，朝男的要钱多少会给点儿。”老李得意地说着行乞窍门。

　　小冯证实，来自同省份的乞丐组成自己的“丐帮”，“帮主”组织专人把儿童送到不同站点乞讨，晚上再接回去。“小孩不一定是拐来的，一般从老家花钱‘租’，隔段时间再换。”

　　地铁乞丐内部有强烈的“地盘”概念。河南开封的一对盲人夫妇乞丐说：“我们分为几拨，有上午的，有下午的；还要分片儿，互不干涉。”

　　地铁乞丐现管理真空

　　地铁乞丐不仅影响地铁的乘车环境，而且易造成地铁通道和列车拥堵，乘客反映强烈。为此，市地铁主管部门曾出台关于地铁禁讨的条例，市公安部门在各大站都派驻地铁公安定期“扫荡”，但收效甚微。由于城管部门只负责地上，对地铁乞丐也无能为力。

　　“乞丐和普通乘客一样都买票进站，并不违法违规，我们没理由阻拦。”地铁北京站负责人说，“由于没有执法权，我们一旦发现乞讨行为，只能阻止、驱赶，有些乘客反而指责我们没善心、没人性，我们也心寒。”

　　很多地铁工作人员都无奈地表示：“整天和乞丐打‘游击’，没少受委屈。有些乞丐刚被劝走就打电话投诉，我们反而被扣工资；挨骂、挨打更是常有的事儿，我们只能忍着，不然有的乞丐真敢跳下站台。”

　　也有人认为，某些乘客为乞讨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记者观察到，有人对残疾或卖艺的乞丐施舍；有人为尽快摆脱乞丐纠缠而施舍；还有的为行善，遇乞丐必施舍。

　　“北京地铁乞丐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全国许多城市面临的长期、现实问题。”国务院学位办社会政策论证专家组副组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分析道，为解决这一问题，强制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于2003年废止，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随即实施，各城市救助管理站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免费食宿及返乡车票。

　　然而，记者近日在北京石景山区救助管理站看到，这个能容纳近百人的救助站内，只有6名受助者，其中还有2人要求离站。

　　一边是免费救助机构的空置，一边是地铁乞丐的泛滥。小冯为记者解开了谜：“乞讨能赚钱，呆在救助站就没了‘财路’；一些乞丐是组织中的重要成员，一旦离开，会影响‘丐帮’的整体收益；有些人常年在外流浪已成习惯，生活方式不想被打扰；救助站一般只提供10天救助，之后送我们返乡，但老家的生活困难还是没解决，早晚都得回来接着要饭。”

　　“告知不听、救助不去、劝阻无效、制止不服”的职业化乞丐已经成为民政、公安、交通等部门最头疼的问题。

　　在自由与约束间博弈

　　“如果说收容遣送办法过于强制，那么救助管理办法又有些矫枉过正，在实际施行中出现必要的治安管理手段缺失的状况，客观上纵容了乞讨行为，特别是对恶讨、骗讨乞丐难以震慑。”李迎生说。

　　“解决地铁乞丐问题，管理者必须处理好乞丐自由与约束的平衡关系。”社会学家周孝正说，地铁乞丐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态，在具体操作时，既要体现一个城市的人性温暖，又不能过分纵容。

　　周孝正认为，应以“分而治之”为原则，尽快修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对残疾人、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乞讨的要积极引导他们到救助站；对恶讨、强讨、骗讨行为以及非法组织乞讨团伙，要予以严厉打击。

　　李迎生认为，多部门联合执法势在必行。“短期内有关部门可出台相应条例，由民政、公安、城管、交通等部门联合成立地铁稽查队，专门负责乞丐的管理工作；还可以在恶劣天气（寒流、暴雨等）发生前，增加巡查频次，使乞丐得到及时救助。”

　　对于我国部分城市设立永久性禁讨区域，北京石景山区救助管理站站长李立新认为，它反映了市民环境权与乞丐行乞权之间的矛盾。“在特定时期（如国庆日等）的特定时间段设立临时禁讨区是平衡两者权利的处理方式之一。”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乞丐问题的治本之策。”李迎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