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交友不善走上歧途

　　记者：昨天我看了你的材料，在杀人拐卖儿童之前，你并无前科，你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黄正永：主要是交友不善，太轻信于人。原来我在紫阳老家时，和黄朝军（此前他误记为“黄军朝”）并不熟悉，到晋城的煤矿后认识了，成了朋友，这人心狠手辣，敢下死手。还有我姐夫宋方贤，在老家时我们关系也很一般，由于在山西我没有别的亲人，就和他们来往，最后上了贼船。要不是他们教唆，我不会犯错误的。

　　记者：你犯案时已经29岁，年龄也不小了，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在犯法犯罪，犯法是要承担责任的，是要受到惩处的？

　　黄正永：我没文化，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人说犯法的事不能干，可什么是犯法我不懂。宋方贤在外边混的时间长了，我想他干的事，不会出错的，他还一再说干这事没有风险，我就跟他干了。

　　记者：案发后你都到哪些地方躲藏？你知道警察通缉你吗？警察抓你时，你是什么心情？

　　黄正永：事发后，我先在山西，后跑到河南、河北、紫阳、宁陕一带，给人打小工，少时一天挣30元，多了挣40元。我不知道警察通缉我，我要知道就不敢出来打工了。警察抓我时，我知道我犯了错误，有些害怕，但我没有反抗。我认为自己做了坏事，应该承受惩处。

　　记者：你在山西干的事你在宁陕的哥哥、嫂子知道吗？

　　黄正永：他们都不知道，我不敢给他们说，哥哥在湖北打工，嫂子一人在家，我要说了，她就不让我在家住了。

　　他曾经是家中的孝子

　　幼年母亲早逝，和继母相处不睦，父亲患精神病，身为家中老小的黄正永曾经是家中的孝子，他将打工挣的钱大多寄回家中。

　　记者：你今年37岁没有妻子也无孩子，你挣的钱干什么用？而且为2000元杀人，到底值不值？

　　黄正永：我这些年挣的钱，大多寄回家了，给我父亲治病，他有精神病。我参与作案时，只想到挣这钱比下矿挖煤容易，没想到会打死人，现在就是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的。

　　记者：你是哪一年离家外出打工的？平常喜欢和人交往吗？

　　黄正永：我是1990年开始外出打工的，当时18岁，在山西、河南煤矿挖煤，一个月能挣几百元。

　　记者：昨天我看了你的材料，你只上了小学一年级，为啥不继续读书？是不愿学习？还是没有条件？

　　黄正永：我家在山沟里，住的是3间石板房，只有10多亩地，我12岁时就上山砍柴，摘茶叶，帮家里干活。我家穷供不起我上学，我只能回家。

　　记者：你们家现在有什么人？你和他们处得怎样？

　　黄正永：我6岁时，母亲得病去世了。第二年，我爸给我娶了后娘，还带来了一个哥哥。小时候后娘对我不太好，长大后对我有所改变。1996年我父亲去世了。哥哥黄正华落户到宁陕县，现在家中只有继母、哥哥、嫂子和侄子，他们和我的关系一般，不太关心我。我长这么大，只有母亲对我好，我特想我的母亲。（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黄正永都很平静，似乎什么都不在乎，唯独说到这儿，流露出伤心的表情。）

　　记者：你不看书不读报，那你平常有什么爱好？

　　黄正永：我没有什么爱好，就喜欢抽烟，没事了就在家睡觉。

　　记者：你认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的性格如何？

　　黄正永：我过去还可以，现在做了坏事，就是坏人吧。我的性格不好，挺爱发脾气的。

　　“我对不起死者和他的孩子”

　　记者：你知道孩子卖到哪了吗？

　　黄正永：我不知道，卖孩子那事是宋方贤和刘卫红干的。我现在真后悔，不该听别人的教唆，不该抢小孩卖。

　　记者：被害人任登祥也是陕西紫阳人，和你是老乡，你怎么下的去手？

　　黄正永：我不认识任登祥，宋方贤认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紫阳老乡。

　　记者：你前边说不知道受害人任登祥被你们打死了，只知道孩子被你们卖了，现在你知道了，有什么感想？

　　黄正永：我对不起死者任登祥和他的孩子，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愿承担法律责任，就是枪毙我，我也认了。毕竟我参与杀人，还把人家的孩子给卖了。我愿意用我的教训，警告（示）他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要干伤天害理的事。

　　记者：你现在在看守所觉得怎样？

　　黄正永：我想念外边的日子。也许我再也出不去了，这就是你们说的罪有应得吧？(说完这句话，他低下头，什么也不肯说了。)

　　采访手记

　　无知愚昧让他走向毁灭

　　未见杀人凶犯黄正永之前，我想象他一定是长相凶恶，脾气暴躁。等见面后，却是一个消瘦白净的文弱青年，如果不是在看守所，谁能将他和杀人凶手、拐卖儿童的坏人联系到一起。但就是这么一个外表温和的人，下起手来凶狠毒辣。

　　记者与他交谈后发现，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给那个无辜的家庭所带来的痛苦，不知他的恶劣行径对社会的危害，听他讲自己的犯罪经历，就像说别人一样。记者问他懂不懂法律？他说不懂，但听人说过，犯法的事不能做。记者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后悔杀人拐卖儿童的？他说，进来以后才认识到的。

　　这正应了“无知者无畏”，这句话，对于文盲黄正永来说，他从昔日参与杀人、拐卖小孩到今天锒铛入狱，他竟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以为在做生意挣钱，真是无知愚昧到家了，并使他走向毁灭之路。他的不幸童年，以及缺少母爱缺少温暖关爱的成长经历，绝不是他犯罪的理由。

　　当记者走出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行走在大街上，感受着生活的美好，不由地感叹，纵有一千个理由也不要走入犯罪的泥潭。

　　文/图 本报记者 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