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有一个著名的“鲑鱼理论”。他在一次毕业典礼上，提出了这个说法，希望毕业生们能够像大西洋的鲑鱼一样，可以在淡水和海水两种环境中生存。

　　大西洋鲑鱼，亦称大西洋三文鱼，出生在内陆的溪流和池塘里，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中生长几年后，它们就游向海洋，游向一个更富有挑战性也更为多彩多姿的世界，历尽千辛，吃尽万苦。可它们并不是一去不回头，而是总要游回家乡，回到它们出生的淡水环境产卵，为延续新一代做准备，从而开始新一轮游向大海的循环……

　　从宏观上说，“鲑鱼理论”表明，一个大学生，甚至一所大学，都应该有全球的竞争意识与生存意识；从微观上看，每位大学生都应该努力去适应不同的环境，顺境而不生轻慢之气，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

　　有一位中国大学生，没有成为“鲑鱼”，却成了银行抢劫者。7月12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暑假之日，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黎立在校园内的银行里，持刀劫持两名人质，并以此为要挟，劫走了银行的十万块钱；5个小时后，他就被警方抓获。这种“单打独斗”的“抢银行”，看上去确实很滑稽、很幼稚、很小儿科，我读了新闻是哭笑不得。

　　大学生抢银行，一时成了大新闻。现实与未来纠结，内因与外因交织——黎立的蜕变，有着很复杂的缘由。他家境贫寒，自己本身老实内向，人并非不聪明，只是到了大四，忙于打工挣钱，结果误了学业，考试不过关，无法按时毕业，一折腾就把四年的大学读成了六年，到最后还有一门没有通过，毕业不了那只能肄业，于是留下遗书，去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了。这有点类似那个不想活了的成都公交车纵火犯张云良。

　　黎立的同学听到他抢银行这个事，非常震惊，非常惋惜。他们认为，黎立抢银行，“是报复一下学校”——这很像张云良要报复一下社会。通过抢银行来报复学校，其实这已是一种社会行为。大学生黎立太社会化、太“街角化”，这正是最令人担心的地方。我不是说大学生钻进象牙塔、不接近社会才好，而是希望学校能够引导好学生，以学为本，兼顾社会，要从社会上取得正效益，而不是负效益。

　　学生主要任务是什么？是学习，这是常识。一向来“严进宽出”的大学作风，其实也在潜意识里害了黎立，使他多少有点掉以轻心。到了大四，黎立只想着赚钱，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中关村一个攒电脑的公司帮人家打工，而且是全天候打工，学习不管了，考试不顾了，这多么可怕，这何等荒谬。你迟一年去挣钱，帮家里“减负”，天就塌下来了？谁说鲑鱼刚从鱼子变成鱼苗就要去“遨游”大海的？在淡水领域还没长好，遇到海水必然被呛。谁以为自己也是小比尔、小盖茨，丢掉学业去赚钱也能富冠全球，那么他不是大傻也是小傻。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害苦了不少人，难道今天“赚钱也趁早”？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辅导员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我只是感叹现今的应试教育到了大学里，变成了“硬死教育”，只晓得传授一点知识，甚少顾及立人教育。香港中文大学自打招收内地学生后，为了让这些初来乍到的学子能较好地适应在香港的学习，是给每个同学都配备辅导员悉心帮扶的。他们知道，其实人还不如“鲑鱼”，学生从内地的“淡水”来到香港的“海水”，需要高度负责、认真照顾的，这样才不会让他们在仓促中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