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15日，铁道部透露，“6·29”郴州铁路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因K9017次列车第二位车辆在制造过程中，操作人员安装制动软管时违反操作规定，将防尘堵底盖遗留在折角塞门内，堵塞制动主管风道，列车制动力突然丧失而造成的责任事故。（7月16日《京华时报》）

　　事发才半个月，铁道部就拿出调查结果，直接责任人——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职工冯龙也“因涉嫌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但公众特别是网友对这一事故调查结果并不那么信服：“真的只是制造厂商的责任，与铁路部门一点关系也没有”？

　　笔者以为，更需质疑的反而是火车相撞事故调查的程序。从有关报道中我们得知，这起事故的调查程序为：“铁道部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由安全监察司、公安局、监察部驻部监察局、铁路总工会等单位，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政府派员参加，聘请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有关专家组成调查组，直接负责事故的调查工作”。其间虽有检察机关、专家学者被“邀请”、“聘请”参与调查，但事故调查的主体无疑正是铁路部门自身。这意味着，事故的肇事者和调查者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换言之，是自家人在查自家的事故，是老子在查儿子。

　　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任何人均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所以，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调查和处理事故的只能是居中的交警，而不能是肇事者自己。程序正义原则到了铁路上，几乎完全失效——因为依据目前高度政企合一的铁路管理体制，铁路上的事故，注定只能由铁路部门自己来查。于是，在肇事时，铁路部门是企业、经营者，而到了调查处理事故时，铁路部门摇身一变成了具有行政执法权的政府机关、行业主管!

　　作为政府主管的铁道部，查处作为企业的铁道部，并最终得出“事故直接原因不在铁路”的结论，又如何能赢得公众的信任？由此可见，公众对上述郴州火车相撞事故原因调查的不信任，说到底，并不是具体技术、管理上的不信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性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