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蒙山区： “六姐妹”成为煎饼品牌 沂蒙小调唱的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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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山东蒙阴县，漫山遍野的蜜桃熟了。
张玉梅62岁的大儿子顶着暴雨进门，把小推车往门口一撇，抹了把头上的雨水，喜滋滋地向85岁的母亲汇报说，今年蜜桃的行情不错，一推车90斤桃，都是1.8元/斤卖出。
“他姓伊，伊拉克的伊”，个子矮小的张玉梅笑着向记者介绍说，脸上的皱纹像核桃上的沟壑。她有五个儿子，现在已经有了重孙，当起太祖奶奶。
房子的正中是一幅原国防部长迟浩田手书的“沂蒙精神，光照千秋”的大条幅，落款上有张玉梅的名字。
60多年前，张玉梅和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的姐妹们，就是用儿子所用的这种小推车把做好的煎饼、军鞋推上前线，支援华东野战军进行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张玉梅等六个当时只有十八九岁的年青妇女，被陈毅称做支前的“沂蒙山六姐妹”，并被传颂至今。
支前的荣誉背后，是物资的极大消耗和家庭经济的严重透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翻身的巨大热情下，经济上本已初步翻身，沂蒙山的老百姓开始能吃饱肚子，但在人为的“折腾”之下，家庭个体被动地卷入历史的洪流，“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不切实际的经济狂想和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让沂蒙山再次跌入经济的低谷，至1984年国家开始扶贫政策时，沂蒙山区已是国家确定的连片贫困地区。
此后的十余年，沂蒙山才真正迎接经济发展的好时期，至1996年，临沂市宣布，沂蒙山已经实现整体脱贫。
沂蒙山区的60年发展历程，只是中国诸多革命老区的一个缩影。
60年后迟浩田又收到六姐妹鞋垫
2009年7月10日，“沂蒙山六姐妹”又迎接来一拨看望她们的人———上海海事大学暑期社会实践32分队。接待各地前来探望的人，如今已经成为这几位八旬高龄老人的重要工作。
“沂蒙山六姐妹”这个集体称谓是陈毅亲取的，健在的几姐妹说，当时陈毅的穿着与普通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认出来，直至后来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才说：这个人见过。六姐妹中，如今只有张玉梅、伊廷珍、冀贞兰、伊淑英四位健在，杨桂英因病于几年前过世，公方莲更早在30多年前就已因病离世。
在历史上声名远播的沂蒙山区因沂水、蒙山而得名，大多位于如今临沂市辖区，这片土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战场。
在临沂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口，立着一块拥军基地的碑，上面记述了六姐妹当年的历史功绩。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六姐妹，文章中说，孟良崮战役前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她们五更起睡半夜，有时候通宵不休息，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把5000多斤粮食从野店运回村里加工成煎饼，又送回去。运子弹24箱，烧柴700多斤，往返都是20多里路，给部队洗了800多身衣服，做了300多双鞋，募集了大量鸡蛋慰问伤员。
张玉梅说，当时大家都是自发自愿的，部队要啥就给弄啥，有的为保证战士吃上饭，拿出种子粮，有的把新房的房草拆下来。她现在还仍然喜欢穿着青色的大褂，她指了指身上说，那时候妇女给部队做军鞋没有布料，就把大褂撕下来当布料。
六人中个子最高大的伊廷珍也接过话头说，当时大家都是全心全意支前，就为能过上更好生活，没有想到个人的家里。平时就把粮食藏进山沟里，挖个窖埋起来，部队来了再挖出来。自己吃不饱肚子，自己吃树叶花生壳吃糠咽菜，也要留着粮食给部队。部队来得多了，没有房子住，就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腾出来，自己住进山沟里，60年后她还记得，睡在山里早上一摸头就能摸出一把露水。除了筹粮，做军鞋也是妇女们一项重要工作，冀贞兰还记得，白天出去筹粮，晚上在家里做鞋。做鞋搓麻绳要用腿帮忙，时间长了把腿都磨破了，左腿破了就用右腿再继续，光六姐妹就做了500多双军鞋。
2007年，在孟良崮战役胜利60周年之时，曾参加该战役并负伤的迟浩田重返沂蒙。他在见到“六姐妹”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特别是沂蒙山区人民用小米喂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
当时沂蒙山根据地人口420万人，在持续十来年的战争中，沂蒙山区有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0多万人拥军支前，10万烈士血洒疆场。“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60年前，“六姐妹”将自己缝制的鞋子、鞋垫送给包括迟浩田在内的解放军战士，60年后，“六姐妹”四位健在的老人又向迟浩田老将军赠送了她们亲自缝制的鞋垫。
沂蒙厉家寨曾是大寨的“老师”
连年的战争，也意味着极大的破坏，蒙阴是受摧残最重的县之一，全县被烧掉房屋29000间，植被被严重破坏。蒙阴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李作义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粮食平均亩产非常低，只有114.5市斤。经几十万部队在沂蒙山区反复拉锯，造成沂蒙山区在建国初期“四塞入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在解放之初，蒙阴即遭遇饥荒，伊廷珍还吃了一段时间的糠和花生壳，中央华东局发放救灾粮后才基本缓和。
在张玉梅的记忆中，解放后就把土地集中起来，集体干活种地，按工分分粮食，整个劳力十分，她们妇女一天能得六七分，春季先发一部分粮食，到了秋后结算再分粮。“当时谁也不敢旷工，不然挣不着粮食，头疼脑热啥弄点草药喝一点，硬撑着干，不敢耽误了工”，她说。她有五个孩子，这在分粮食的时候可不是件好事，因为人多分得多了，还得给社里倒找钱。相对幸福的是，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吃饱肚子。
在政治上翻身之后的人们，也渴望在经济上翻身。蒙阴县政府制定老根据地建设计划，并拨款增补农具、发展耕畜、兴修水利、培育经济树苗。群众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在沂蒙山区先后有莒南县高家柳沟、王家坊前、莒南县厉家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肯定，厉家寨还引得后来才名扬全国的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两次访问，直说厉家寨是大寨的“老师”。
蒙阴县委原党史办主任李作义那时候已经记事，他记得，当时加入合作社后，你少安排干活，社员还不乐意，愿意多干。交公粮时，老百姓都很积极，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记不准交多少，但交完后家家都还有余粮，都能吃饱肚子，家庭经济得到恢复。过节的时候，女孩子能穿上花衣服，男孩春节能放上鞭炮。
孟良崮战场又成大炼钢铁战场
群众建设热情的高涨和前期建设的顺利，也使沂蒙山区开始了狂想。
对于“大跃进”，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张玉梅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大炼钢铁的时候，家里的铁锅都被收去了，然后就开始吃食堂。她的大儿子伊挺海当时在上学，中午放学之后，就跑到公共食堂去吃饭，一人一葫芦瓢，窝窝头管够。
她们并不知道的外面，却是天翻地覆。临沂地委1958年制定的12年农业发展规划中，粮食亩产一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亩产500斤，两年达1000斤，五年达1500斤，十年达2000斤。
这种“左”的思潮影响之下，出现不少现在看来像是笑话的事：8月初，蒙阴县委召开会议布置农具改革“大跃进”，8月26日午夜12点，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书记挂帅，一马当先，一昼夜全县实现小车化，会后集中37240人赶制小车，一昼夜赶出3万多辆。
为了大炼钢铁，当年的孟良崮战场成为钢铁会战的新战场，蒙阴县集中十个乡8.1万人的钢铁生产大军在孟良崮山前摆开战场，开展大规划的钢铁“淮海战役”。
运动的热情之下是生产的荒废，李作义记得，1958年本来是大丰收之年，但老百姓的精力都去搞运动会战，结果玉米砍了放在地头没收，地瓜也烂在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
浮夸风“大跃进”带来的恶果是，由于浮夸导致征过头粮，张玉梅在1960年春季又开始饿肚子了，蒙阴县358655人出现春节粮荒，上半年死亡2991人。临沂全区有4072个生产队缺粮，近16万人患水肿病。
李作义记得，当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上学时中午没有东西吃，就拿一块咸菜喝凉水充饥。有一次中午下了课，咸菜还被两个大女同学抢去，他抢不过夺不过，只好气得呜呜哭。30年后同学再相会，他提及此事，那女同学都说那时的事想忘也忘不了。
通过外调救济粮和对疾病的免费治疗，到1961年有所好转，生产开始恢复，又开始能够吃饱。李作义记得很清楚，1961年农历正月十六，蒙阴地方过年有个风俗，用河里的长流水下面条，他的一个叔一次喝了七大碗。“这么大的碗”，他比画了一个大圆盘说。“那时刚刚有了饭吃，他喝了还想喝，完全没有饱的感觉。现在七人一次也喝不了七大碗。”
“六姐妹”家庭也会成分不好
正在逐步恢复的经济再次遇到运动的阻断，自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同样波及到沂蒙山区，再一次带来生产的停顿。
虽然是支前的模范，在“文革”中张玉梅家仍然受到冲击，因为曾经有个做小买卖的亲戚在家里住过，这点“历史污点”也被揪出来，张玉梅的丈夫也被拉出去批斗，戴高帽鞠九十度躬。以致红卫兵在大队部开会，伊挺海想进去都被拒绝，说他的成分不好，回来报告母亲，张玉梅也气了：哪一户的好，反动派？另一段痛苦的记忆是，张玉梅又重新体会到战争年代那种饥饿的滋味，有时候没吃的，还得再吃树叶。她们六姐妹之一公方莲因为患病，也在此期间离开人世。
“十年文革”造成的结果是停课停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生产力遭巨大破坏，经济发展一直没有运行在良性的轨道上。到了1978年，临沂的财政还不如现在的一个乡镇，基本是赤字。1984年国家开始扶贫政策后，沂蒙山区所在的临沂被列为连片贫困地区，人均收入只有235元，其中40%的人口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90岁的老人一个冬天都睡在床上，因为没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人，饭后不让洗碗，为的是饿极时能闻一闻碗里的香味。”有位记者用笔记下了1978年在沂蒙老区某个村庄的真实见闻。
停止折腾，再次上演“姐妹开荒”
2009年7月10日，接待完上海海事大学的同学们，已是中午，张玉梅在媳妇的搀扶下，穿过一栋栋白墙红瓦的砖房，走进山坡上一座砖瓦小院，这就是她一个人独居的家。站在山坡上回望，在绿色的桃和板栗树掩映之下，这个村庄全部白墙红瓦很是养眼。
张玉梅的大儿子伊挺海住在坡下一个八间房的砖瓦房内，那是他在开荒种果树收成后的第二天，花了两万多元建成的，现在已经住了十余年。1982年左右，临沂完成家庭联产承包，1984年，临沂被列入连片贫困地区之后，国家扶贫资金开始注入，享受国家每年5000万元、连续5年的带项目资金的重点扶持，帮助沂蒙老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在农村，开始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种植经济林果为主，由大队统计购买果苗，鼓励大量开荒种经济作物，政府给予扶贫补贴。
张玉梅也参加了开荒，村里的妇女都去了，包括她的几个媳妇，“不整不中”，虽然当时的热情都很高，但是能够换来钱，却是没有想到的。五年后的第一次挂果，伊挺海收入了700来元，“感觉是不是自己做梦了，就像歌里唱的，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一高兴之下，他花了400多元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200来元买了一台金龙牌电风扇，如弟媳妇取笑他一样，赚的钱就花没了。在这种信心的支撑下，他第二年盖了现在住的八间大砖瓦房，花了两万多元，五年前花了3000多元买了摩托车，6000多买了一辆三轮车。“这不算啥稀奇，咱们这个村里哪家没有一辆摩托车，一辆三轮车”？他说。
伊廷珍的二儿子郑卜奎现在担任着烟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的几个兄弟在母亲伊廷珍周围各建起了一栋小洋楼，把母亲“包围”在中间。他介绍说，全村自1986年左右开荒种果树，至1995、1996年，水果开始全面收成。现有4000多亩果园，人均一亩多，有的一家有四五亩，最少年收入三四万元，多的达十余万，他在多年前就已经在经营一个专门用来罩蜜桃帮助增加成色的果袋厂，一年的纯利就达到十来万。“谁家里说一年只存个万儿八千的，那已经就算是少的了”，伊廷海也如是说。
从野店镇到蒙阴县，在30年前修通了土公路，十多年前，也就是果木见收益之后，村里的柏油马路也通了，现在从蒙阴县城到野店镇，每隔一个小时都有一趟班车通过。在公路边，不少村民正用小推车或三轮车把蜜桃推到集中地，用筐分装后装上卡车运走。现在，临沂99.6%的村通了客车。
“沂蒙山六姐妹”成了煎饼品牌
解放后，六姐妹都过起了寻常老百姓的小日子，中间“官”当得最大的杨桂英也只是镇的妇女主任，主要管计划生育。她们的后代当中，也只有张玉梅的四儿子在邻近的日照国税系统当干部，伊廷珍的三子在野店镇当教师，其他的全部在农村，也曾经安排过她们在农村的后代到县水泥厂等单位工作，但反而不如在农村，也放弃了固定工作回家务农。
不过作为蒙阴的一个“名片”，姐妹们还是颇受优待，民政部门每个月有300元左右的生活费，济南一家医药公司还给她们每人每月发500元工资，在八旬的高龄，不用儿女养活即衣食无忧，张玉梅和伊廷珍还都选择了单独一个人生活。
张玉梅的小院里有一间砖瓦房，里面两台电视机，都是来看望的人送的，其中一台送来不久的还没有拆封。家里还堆满了各种营养保健品和用过后的包装盒，都是来看望的单位送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媳妇随手拆开一箱方便面，拿出几包做午餐，又到坡下的小卖部买来一只烧鸡、几根火腿肠和一包煎饼，煎饼的牌子就叫“沂蒙山六姐妹”。
“刚开始想过沂蒙老区，孟良崮这些名字，但都觉得太生硬，就想到了沂蒙山六姐妹，她们当年就是做煎饼支援前线，本来还担心老人家会不会要钱什么的，没想到一说，老人们二话没说就答应，而且分文不要”，六姐妹煎饼厂厂长吴楠介绍道。
张玉梅的家里，挂着一个名片———“六姐妹煎饼厂名誉厂长”，她们四个老姐妹都是“名誉厂长”。“咱不图那个钱，用俺们的名字，干好就行”，张玉梅说。
“你是坐飞机来的，还是坐火车的”，张玉梅问记者。“坐飞机”，“我还没坐过飞机，也不晓得稳当不稳当”，老人说。姐妹们最远的去过北京，坐火车去的。
在北京，她们观看升旗仪式，慰问国旗班战士，登天安门城楼，游亚运村，参观中央电视台，登八达岭长城，瞻仰毛主席遗容，向世界妇女大会捐款，所到之处，“六姐妹”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
那也是她们第一次走出家门，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闹出不少笑话。在北京金台饭店，吃饭时要乘电梯从5层到1层，几顿饭之后老太太们问：“怎么到那个小屋里一关门，心一沉，就到了吃饭的地方？吃完了饭，小屋门一关，头一晕，又回到住的地方？”同行的记者告诉她们，那小屋就是电梯。
作为红色品牌，在需要的时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她们也总是适时地出现。1996年9月，杨桂英的外孙郑伟高中毕业回到村后，杨桂英领着第一个在镇上报了名参军，而后，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政审。1998年冬季征兵时节，伊廷珍领着两个孙子从烟庄村赶来报名应征。此外，在’98抗洪、“5·12”地震，都有六姐妹捐款捐物的新闻见诸报道。今年2月19日，以她们为原型的电影《沂蒙山六姐妹》，作为山东省惟一一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定在7月份公开上映。
“沂蒙小调”唱的景象变为现实
特色种植是沂蒙山区农民致福的路子，除了蒙阴的蜜桃、板栗、苹果，平邑是金银花之乡，今年的金银花收购价达到80元/斤，“今年又要产生不少百万元户了。”临沂市委党史办刘兆东说。此外还有郯城的银杏、临沭的杞柳、莒南的花生、苍山的大棚菜，其中苍山大棚菜供应了上海、南京供应量的30%，两万大车下江南送菜是苍山人引为以豪的事。
整体脱贫之下，用临沂市委书记乔延春的话说，目前还不是庆功的时候，因为全市仍有8万乡亲没有摆脱贫困，少数脱贫群众的生产条件也不稳定，还有返贫的可能。
农村的发展充实了百姓的口袋，但对政府财政却没有多少帮忙，临沂不少乡级财政只停留在发工资阶段，买不起茶叶，订不起报纸，真正让临沂迅速发展起来的，是物流批发市场的形成。
制约临沂发展的首要瓶颈是“四塞之崮”的交通闭塞，1985年，沂蒙老区拥有了第一条铁路———兖石铁路，这条以货运为主的铁路直接促进了沂蒙老区的工业发展。1992年5月1日，“沂蒙号”特快列车开进了北京，如今临沂机场的航线可通达20多个国内大中城市，使沂蒙老区一下子从过去的“四塞之崮”变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交通的便利带来的是物流的发达，自1982年，浙江温州人陈巨荣带领客商建起“西郊大棚”，如今，占地600多万平方米的临沂商城年交易额近510亿元，形成了“南有义乌、北有临沂”的商贸格局。
两条腿并行也让临沂在1996年摘掉了长期戴在头上的贫困县(区)帽子；2004年，率先在全国革命老区实现了经济总量过千亿、人均过万元的“双突破”，《2008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临沂位居中国城市增长竞争力第五，成为全国唯一进入前10名的革命老区。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那个)看，
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
高粱(那个)红来(哎)稻花(那个)香，
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仓……
穿着一身青布大褂，因年事已高神智有些容易恍忽的伊淑英一见到记者，拉起记者的手就开始唱起人们熟悉不过的“沂蒙小调”。小调中所描绘的丰衣足食的景象现在已在逐步实现，对比60年前，“现在就像生活在天堂”，几个姐妹都说。
采写/图片翻拍：本报记者 张国栋
统筹：李召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