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氏县政府不作为案件警示一

　　□本报评论员 王丹雪

　　城管乱收费4年，元氏县县长被提请依法罢免，“无为而治”的乌纱终于被问责风暴摘下。人们有理由猜测：还有多少违规违法的事情隐逸在不作为的保护伞下？社会也在质疑：问责机制能否借力这场风暴而最终制度化？

　　官本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对权力的膜拜统治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而与权力对等的责任意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在科学执政的思想体系内，责权对等已成为当今行政思想必须解开的制度死结和文化情节。有权必有责、权责统一才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只有权而不担责，权力层就会被异化为逐利者或不作为的弄权者。

　　由于领导权力过大，我们的国家和民众为诸多拍脑袋工程、豆腐渣工程埋单，全社会为个别官员的错误立项、违规上马等种种错误决策付出沉重代价，支付了高昂的学费，造成失误的官员却没有受到质疑或惩戒。现在，问责频频被应用到官员的权力实施和决策过程中，作为一种坚守执政为民的行政伦理，问责直面政府官员行政良知与道德底线，重新廓清中国官员群体的执政思维。

　　问责风起，为数不少的官员心存侥幸，他们等待风暴过后的宁静和旧制度的惯性反弹。如何让问责风暴避免“风过水无痕”式的运动化怪圈，就应该使问责纳入制度体系而非人力主导，所以问责制针对的不仅是领导还更应该向体制发问。

　　在目前被作为道义行为的问责应该是一种制度文化。如果只针对失职领导问责，而放过体制漏洞，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官员一批一批地辞职，事故还是一起一起地发生。问责风暴不仅仅因为大批官员被摘掉乌纱就万事大吉，毕竟政府不单由负责的官员组成，它还有赖于现代化和高效率的制度。

　　所以，问责不应是“人问”，而应由“制度问”。缺乏制度作保障，流于形式或系于偶然性因素的问责，不仅庇护了太多势必问责的群体性过失行为，而且使干部群体具有了问责免疫力。我们现在真正缺乏的不是问责个案，仅仅满足于层出不穷的个案之时，却迟迟不将其明确地提升为一种制度建构，不仅失去公众对权力无缝隙监督的一个可靠利器，且极可能让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因没有惩戒制度而愈加有恃无恐。

　　行政问责制的启动和运行应该始终依靠制度，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让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这是避免问责“雷声大雨点小”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