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旧闻

　　今日香港旧闻报道说，据权威人士透露，“传司徒雷登返抵美国后将再检讨对华政策”，这是一个极其重大却少有人注意的节点：1949年7月前后，美国与中共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微妙的但却颇具全局性的关键转折，即由互相试探交往的可能性转向全面对抗阶段。

　　虽然因意识形态分歧，共美双方对抗的因素始终存在接触的意愿，但在7月份之前，双方确存在种种互相谅解的迹象，中共代表黄华与司徒雷登曾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会谈。就美方来说，尽管其从根本上排斥任何形式的共产党政权，但也不得不直面中共在军事上的压倒性胜利。如何定位与中共政权的关系，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与中共积极接触，并建立某种适当的双边关系，以阻止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因为他们相信，中共民族主义情结较深，比铁托更“铁托”，中共与苏联之间其实有很多分歧，这就给美国预留了足够的外交施展空间，可以在二者之间游刃周旋。

　　中共方面，其种种政策向以务实为第一原则，新生政权的成立及之后的国内建设，都不可能是关起门来孤立进行，早在渡江战役之前，中共即做好了对外政策准备。毛泽东曾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其过去如何，愿以平等待我者，新生政权均愿与其建立正当外交关系。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平等”“互利”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原则。

　　但美国从一开始就过高估计了中共所面临的困难，过低估计了中共独立自主的决心和能力，一厢情愿地认为新政权将有求于它，把承认视作一种恩赐，以救世主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待中共。这使得双方短暂的“亲密”接触无果而终。

　　6月间，在对华政策上态度尤为积极的司徒雷登曾表示，希望能亲赴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以此获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想法。中共经过研究，毛泽东亲自拍板同意司徒的这一请求。这被双方视作是达成互相谅解的最好契机。不料，司徒的这一动议遭到了杜鲁门的否决，艾奇逊随即指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访问北平”。

　　美最高当局的决定固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但救世主的心态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并直接推动了中共在外交抉择上的“一边倒”政策，毛泽东随即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在这篇文章中宣示，“骑墙”是不可能的，新中国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此后，中共立即开始积极明确地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美国方面也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并着手研究对桂系及西北“二马”军队的实际支持(该决策因中共军队的迅速胜利而胎死腹中)。此后，中共和美国逐步走向全面对抗，最终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港闻中国》特约评论员 朱怀远

　　（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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