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市场”。“寻租”理论对此可以给出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

　　深圳观澜的禁摩执法，变成暗流汹涌的“批条黑市”，为权力寻租理论增添了一个小小的注释。扣留车辆，取回车辆，中间需要的只是一个批条，一个批条可以卖到800元至千元，这是一个已经相当“客观”而且“透明”的价格(见昨日本报AⅡ04-05版)。

　　现在，写批条的人自称并无利益收获，而只是基于人情关系。这样的解释很难令人相信，因为索取批条的人是有限的人，写批条的人，只把批条写给了有限的人，而这些索取批条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关系需要帮忙，写批条的人难道一点也没有疑心过吗？写批条的人是否知道有一个市场存在，是否从这个市场中拿走了“执法权”所占有的份额，需要严格审查。

　　比较清楚的情况是，能够拿批条的人，成了权力市场变现的中介，并且获得了利益。花钱取回车的人也并非没有获益，因为相比于车子被扣，花钱仍然值得。此外，停放被扣车辆的地方，也因为收取高价停车费而获利。如果没有批条，这些利益将因为真正的禁摩而全部不能实现。有了批条，就有了一个“多赢”的结果。“捉放曹”的闹剧能够生生不息，在于将被扣的车辆取回来，成了权力方、中介方、管理协作方与被管理方共同的需要。

　　这个市场之所以合乎各方“利益”，在于扣车的“捉放曹”游戏保证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车被扣后要销毁，则禁摩工作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失去工作对象。因为“捉放曹”游戏的存在，禁摩就成了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反过来加剧了禁摩执法的必要。而禁摩所产生的“捉放”市场，成为各方利益反复生成的循环。就这样，一项执法权的设置，无端地创造了一个市场，而且是一个“永久市场”。如果禁摩更加严格，那只是意味着市场价格需要提高，这便是所谓“把饼做大”。

　　这当然是一个灰色的市场，它并不被计入任何统计之中。权力创造权力，然后这个被创造的权力被市场化，这个市场又只是财富的暗道，它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从社会肌体中不断抽取血液，所有的钱财全部流入游戏参与者之手。

　　在这样的执法过程中，一个遵守执法程序的人不仅是最大的冤大头，而且是社会评价中的窝囊废。另外，有了“执法权交换市场”，某些人不希望人们循规蹈矩，因为循规蹈矩的人越多，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越小，大家都循规蹈矩，市场就会消失。这样，执法走向了执法的反面，它希望人们不要循规蹈矩，而要涌进灰色的市场。同时，这种执法还可以拿对被管理者“有情有义”来表明自己是何其人性。

　　禁摩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再是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一个说辞；它是一个勾画中的美好景象，这个美好景象证明了执法权设置的必要，但它又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唯永远不可达到，这样一个景象可以使禁摩一直进行下去，可以使禁摩所产生的批条市场不断维持。

　　即使我们相信禁摩有正当的目的，那个美好的景象值得争取，但是，批条市场的存在已经把公共利益都变成了虚无，只有市场参与者得到实利。在权力可以自我创设权力，并且任何权力可以完全自我合法化、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制度下，事情无所谓正当与不正当，全部都会变成私利的暗道，存在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就产生一个寻租空间，如此而已。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