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9年时间里，他穿行于野外丛林，踏遍大半个中国，追寻这种逐渐只活在现代人记忆中的昆虫

　　他是中国内地首个研究萤火虫的博士。在过去9年时间里，他穿行于野外丛林，踏遍大半个中国，追寻这种逐渐只活在现代人记忆中的昆虫——萤火虫。他的忧虑日积月累：由于长期遭受工业文明“猎杀”，中国萤火虫数量正急剧下降，濒临灭绝。

　　谁会在意这些虫子

　　付新华逐光而去，趟过一片灌木和泥泞，视野随着一条小路开阔起来。两行萤光在跟前延伸，仿佛从天而降。他停住脚步，将捕虫网举向天空，这个背影让人想起达尔文或堂·吉诃德。

　　这是6月11日晚，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付新华从背包里掏出摄像机和图像增强仪，这套特制的夜视设备将帮助他捕捉并破译萤火虫的“摩斯密码”——闪光。这得益于一年前一位日本同行的赞助，否则他仍将沿用“肉眼加纸笔”的原始研究方式。

　　镜头下，一只雌性多光点萤缓慢地爬出了土缝，遍布身体的33个发光器仍让它傲立于种群。通体透亮的它在放大图像下威武如一条玉蛟龙，它燃烧能量，恫吓天敌，召唤异性。一只雄虫循光而至，开始交尾。这段爱情注定如烟花般短暂，仪式结束后，它的“丈夫”将继续竞争其他雌虫，直至力竭而亡。剩下的妻子，也将在产卵后数天于发光中死去。

　　结局有点悲情，但对付新华来说，这个发现却如沙漠绿洲般让人振奋。这是他进灾区3天来找到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萤火虫聚集区。在此前走过的岷江河谷，虽然他整夜地伏在树林和溪流旁，最后总是无功而返。

　　“但谁会在意这些虫子呢？”付新华说。这个伤感青年的背后是已经搬空的卧龙大熊猫人工繁育基地，“国宝”被紧急转移他处并被重点保护。只是这样的热情断不会惠及所有的生态“居民”，例如萤火虫。长期以来，它们以及它们的研究者更像一些可有可无的陪衬品。

　　付新华的童年就在一首首关于萤火虫的歌谣中度过。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和他重复一个传说：每只萤火虫代表一个灵魂，它们提着灯笼寻觅亲人，送上最美的祝福。

　　大学时他如愿以偿和昆虫研究打上交道，2000年的夏天，一次骑车回实验室，草丛中闪烁的绿色幽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下车后发现是一条形态丑陋、尾部发光的“黑虫”。导师告诉他，这是某种萤科幼虫，萤火虫就是由它变的。

　　从极丑到极美，这种神奇的昆虫像儿时母亲的故事一样再次打动了付新华。他孤注一掷地投入了随后的研究时光，由此成为内地首个进军此领域的青年学者。

　　灾难不是唯一的“敌人”

　　从卧龙到震中映秀，仅仅四十多公里的距离如今仍是一条生态“死亡通道”。在这条狭长山谷里，地震把土表几无遗漏地翻了一遍，苔藓绿是最常见的色彩，但更多的是漫天飞舞的沙尘。

　　6月12日，付新华和一个勇敢的司机用了4个多小时征服这段路程，寻萤的信心也降至冰点。“我担心某些萤火虫珍稀物种在发现或定种前就消失了。”他说。

　　“对于脆弱的萤火虫，‘孤岛效应’所带来的生态隔离更是慢性杀手。”付新华说，“它阻断区域种群间的基因交流而引发近亲繁殖，最终导致种群萎缩。”

　　“几乎是灭绝式地消失。”付新华说。

　　然而，灾难还不是唯一的“敌人”。“栖息地被埋，水源污染，林地减少，光污染，农药滥用，甚至建筑粉尘，都是萤火虫致命的杀手。”站在一个被伐光的山坡前，付新华感慨，“而且，这里不会是孤例。”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萤火虫是公认的生态环境指示物种，它们在哪里消失，就表示哪里的环境变恶劣了。”

　　“别绝望，孩子”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付新华所有的研究工具就是一辆自行车和一台傻瓜相机。在他到过的村庄，村民们都记得这个行为怪异的青年——他会在地里趴一整晚，或浑身是伤地穿梭于灌木草丛，然后像村里孩子般追着那些发光的虫子跑。

　　也在2002年，远在日本的一位瘦小老人接到一个异国青年的信，对方言辞沮丧，称看不到前路与未来。老人是有“日本萤火虫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大场信义，青年就是付新华。大场信义决定挽救这个邻国青年。抵达中国后，他像父亲一样拥抱付新华，说：“别绝望，孩子。”

　　亚洲邻国日本，也将萤火虫保护列入法律，各种保护协会遍布。而在中国台湾，萤火虫旅游已成为新的出行方式和经济增长点。

　　2007年11月，付新华终于获得第一笔经费——3.6万元教育部新教师基金。这个压抑已久的青年，在实验室狂叫一晚以庆祝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胜利。

　　第二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生物发光领域的3名科学家，华人钱永健成为其中之一，可惜他代表的是美国。这一年，付新华应邀赴泰国参加第二届世界萤火虫大会。他登上讲台，第一次在国际萤火虫研究殿堂里发出中国科学家的声音。

　　世界这才发现，古老的中国并没有放弃萤火虫——这把通往人类未来和开启生命奥秘的密钥。

　　南方周末（叶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