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同的靶子

　　“哟，有相声了。”

　　1973年，在姚文元审定的纪录片“五一游园”里，观众突然发现马季唐杰忠合说相声，欣喜莫名。

　　“文革期间老是那么几支歌几出戏，腻味透了。恢复曲艺组，马季他们从干校回来，创作了相声《友谊颂》。我一看 不错，乘这事钻了一个空子，在电台录音播放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陈连升说。

　　《友谊颂》在二七铁路剧场表演前，一位女的军代表大声叫嚣，咱们看节目时，要睁大眼竖起耳朵，挑挑有什么毛病 。

　　结果大伙听着就入迷了，毛病都让笑声掌声淹没了。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 并制作成了录像。

　　1976年全国文艺会演，局领导给王力叶下达了一个任务，让他为侯宝林写一个相声段子，“我写了一个讽刺苏修 赫鲁晓夫的，这是让他正式出山。”王力叶说。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其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姜昆与李 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期间，人人无时不刻地背诵毛的语录的现象，而广受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相声评论家常祥霖赞叹，梁左是一个天才。他掌握了喜剧的规律——嘲弄神圣，“你看他后来写的情景喜剧《我爱我 家》，不就善意地调侃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干部？”

　　梁左改写喜剧是90年代的事情。他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斗”，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 。

　　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有一出相声《民族乐》，内容 上他不觉出彩。只因为是歌颂型相声，演员又是少数民族，于是就上了春晚。某领导审查时说，按条件不够上的，可是难办哪 ！他弄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什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 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本就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 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 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 ，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老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断代。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了相声的断代。创作上断代，与传统的断代，欣赏审美上的断代。”田立禾发出了一个 老艺人的悲鸣。

　　2002年，相声评论员彭俐观赏了一场新相声小品晚会。晚会取名为《越来越好》，可按他的形容，恰恰相反，“ 大部分作品像温吞水一样”。

　　他干脆拿出笔来，摘取其中的“包袱”：

　　“崔永元的腿比脖子短。”

　　“我从来不穿衣服。”

　　“葛优充靓妹——没毛。”

　　“我是你大爷”……

　　“凭良心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反问我。

　　在《最逗的就是相声不逗》一文中，他写到：相声不讽刺，就会被讽刺……人们不满意相声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渴望相声担当起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落后观念与习俗的重任。

　　也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其后的第三届与第四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 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 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 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 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你要想再影射和针对点什么，那就更‘可以’了。”他笑着说。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

　　“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 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反驳道。

　　原央视副台长章壮沂也为相声的现状表示担忧，他真诚地说：“对文艺节目的审查，很细的明文规定倒是没有。但既 然是上央视，不管什么节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思想，内容健康性，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电视毕竟不是小剧场，拥有上亿 的收视率，负责人对节目的把关必须全面。”

　　“什么都不怪，只怪相声从业者自己的无能！现在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吗？他们一面领工资，一面拿着大笔出场费， 却不肯踏实钻研业务，不去真正地深入生活。据说有人连公共汽车站都不熟悉了，这样还想说出深入民心的好段子？如果说意 识形态管理太严，那为什么80年代，梁左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一位不愿署名的曲艺评论家神情激愤地质问。

　　“可80年代却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那时文学、美术都经过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相声有没有呢？这是要质 疑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评论员王晓渔对此不甚赞同。

　　“我也不认同将板子全打在相声从业者的头上。”以下，老作家肖复兴的一番话颇长，却引人深思。

　　“建国以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 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 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

　　“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段子，手机短信比相 声更显一针见血的原因。

　　“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小剧场内

　　“又不能赚钱，又要担负责任，还不一定能演。为嘛要找些麻烦？”天津众友相声团里另一成员黄铁良在后台直问。

　　他原是侯宝林的弟子。90年代中期，在相声最不景气时，他和尹笑声等一批同行聚头开了一个会。

　　在会上，他们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吃相声，喝相声，不能眼瞅着相声就这样了。于是他们成立了众友相声团，从5元一 张票卖起，苦苦维持到了今天。

　　“现在大家肯来茶馆，花点小钱喝杯茶，听听相声图个乐，这就够了。”他蹙起了眉头。

　　至于相声的明天，他干笑了两声：“不好说。谁知道呢。兴许再出几个郭德纲？”

　　与此同时，北京德云社里，郭德纲正为准备庆祝他从艺20周年，忙得不亦乐乎。4年前，他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 状》里，掷地有声地发牢骚：

　　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我来给你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东城区相声俱乐部里，一个浓眉大眼的逗哏言之凿凿。

　　“前年中纪委整医风抓回扣，拿着文件就找上我们了，要我们创作两个段子讽刺这种不良现象。等我走访了三家医院 后，我真切感受到医护工作者其实也非常不容易。而这个问题的根结出在哪儿，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吧？

　　“有些事得靠行政命令，你不能指着相声用讽刺来解决。”

　　离他一米远处，他的搭档看了一篇网络段子想乐。其内容是一个警察在上班的第一天，目睹了社会上的光怪陆离。文 章内，还有一个相声演员在感叹自己想说这段子而不能说。

　　“这有什么难的？开场就说这是爷爷辈发生的事，跟现在一点扯不上，不就行了。”

　　“观众听得出这里的设计么？”

　　“那合着您的意思，就直接把它印成文本，到场人手一册？”他几欲嗔问。

　　不多会儿，他俩上场去了。屋中心，一张长长的桌上躺着一份内刊。翻过，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相声，可别忘 了讽刺功能。

　　人民群众喜欢“三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明眼人一听郭德纲的《我要上春晚》里这句台词，就知道他是对冯巩的模仿 。

　　如果冯巩是90年代相声的突出人物，郭德纲则是2006年相声界冲出的一匹黑马。

　　走红时，他放言“我的相声不是教育人的，就为了逗乐”，“初一郭德纲露面，全体相声演员哑音”，惹来业界一片 哗然。

　　“曲协接到许多相声演员的电话，你们为什么不管管啊？”姜昆说，当即另有人说他和冯巩在以往说的都是主流相声 ，指责他们毁了相声艺术的人民性。

　　时任中国曲协党组书记的姜昆为此专门组织会议，在某文件中，他提到——

　　针对部分观众对德云社表演的一些相声有格调偏低，瑕瑜互现的现象提出的批评，由中国曲协发起，北京周末相声俱 乐部和德云社两个相声团体在京共同签署了一份《倡议书》，倡导相声演员以及曲艺工作者们携起手来继续坚持文艺的“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健康的表现方式。

　　协议的签订，并未挡住同年11月，郭德纲在《我要反三俗》中，对反三俗的戏谑——

　　“他(观众)活该，爱乐不乐。相声的工作就是教育人，哪怕他不乐。”

　　“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

　　“记住了，你是一个教师，而且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

　　“有的人就是没活明白。网络、手机聊天、网友见面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三大方式。外在冲击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三 俗？除非你把网络彻底切了。手机刚收到黄色短信，它能自动删除，或者你干脆把手机‘叭’地往上一摔。这可能么？”

　　跷起二郎腿，数起翡翠绿的佛珠的是相声小剧场——嘻哈包袱铺的创始人高晓攀。

　　那张青春逼人的脸，被一帮80年后90年后的粉丝视为偶像派相声演员。

　　“上次曲协开会，还在提我们要紧握延安时期的创作思想。我一声不吭。他们也不看看现在年轻人爱什么？说了半天 相声，他们不知道观众的笑点在哪里。他们早脱离了观众。

　　“我还就不怕谈毛泽东思想。毛说过，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我们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乐，只 要不脱离相声的语言特色。既然要让人乐，里面必然有三俗的成分，这就要看你怎么说了。这其中玩的状态不一样。”

　　这晚的嘻哈包袱铺上演的全是群口相声。

　　其中有一个讽刺型相声剧《70、80、90》是高晓攀自创自演，“我们是把几代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阐述出来 。”

　　剧中有一幕，60后的主持人问起三人，你们怎么看待日本人？

　　“我爷爷就是让他们杀害的，所以我们要打要打要打！”代表70后的相声演员激愤地举拳高呼，一副民粹主义的神 情引来台下的阵阵笑声与掌声。

　　“我们就是和谐嘛，我们要和谐社会嘛。”80后的演员不温不火地说。

　　只见戴着90后时兴的阿拉雷头具的高晓攀，略带台湾腔：“我就是日本人啊！”

　　台下的70、80、90后们笑作一团。

　　不是相声段子的段子

　　1、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相声的热心观众，有时周六晚上，会在中南海他的住所里让人表演相声。有趣的是，他只要 求看那些老段子，对于新的有关革命的却不感兴趣。江青曾禁止看所有外国电影，却在自己私人住所里观看迪斯尼的动画，和 妻子一样，毛泽东一边继续培养大量的革命艺术，一边私底下欣赏那些不合格的经典老段子。

　　2、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 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3、一个讽刺江青的段子

　　A：(模仿江青)我从小时候学习就很努力了。五年来我每天坚持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而毛主席的著作我读 了七年。同志们，我从头到尾的读了四部作品：我能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写),和马克思的……

　　B:别说废话了！饶了我们吧！

　　A:同志们，上层的斗争是复杂的，在政治圈里有些敌人想害我。

　　B:是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阴谋家和机会主义者！

　　A:他们说我是试图公开推翻共产党。这些谴责是没有根据的！是的，我尝试推翻共产党，但是那绝对不是公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