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卫生局日前组织北京积水潭医院、朝阳医院等19家三级医院的院长分别到其他医院“当一天患者”，亲身感受普通患者就诊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看病7小时，问诊20分钟

　　记者：您作为“患者”到医院，是否感觉到“看病难”？看病花了多长时间？

　　田伟（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我去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早晨一进挂号大厅就吓了一跳，真是人山人海。但儿童医院整个挂号大厅面积非常大，很多队同时挂号，到了上午9点多都能挂上号。

　　儿童医院“看病难”主要体现在输液区，虽然输液区很大，但是需要输液的小孩太多了，排队等输液大概等了两三个小时。

　　许绍发（北京胸科医院院长）：我到同仁医院时也就8点多钟，但是为了停车就绕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到最后也没挂上号。临近中午时，我碰到一个挂上号的熟人有急事要离开，才拿到他的号。

　　在眼科诊室，我等了大概40多分钟，实际看病大概用了10分钟，离开同仁医院已经将近1点。

　　杨甫德（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我体验的是一家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清晨6时赶到医院，在队伍中站了一个多小时后，医院才开始挂号。当我好不容易排到窗口，才得知想挂的专家号已经没了，改挂另一位医生的号，又等了三个多小时。看完病离开诊室时，已经是中午12时45分了。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这次看病共花去将近7个小时，其中医生问诊时间只有20分钟，95%的时间都在排队等候。我当了30多年医生，没有像这一天切实感受到看病这么难。

　　记者：在模拟患者之前，作为医院院长，您难道没有体会过患者看病的难处吗？

　　许绍发：我当了30多年医生，没有像这一天切实感受到看病这么难。我以前自认为很了解患者的难处，但体验过后觉得比以前想象的还要难。因为过去我看到的只是病人在医院大厅里面，没有看到病人在入院以前多么难受，没有看到病人找停车位的时候多难受，也没有看到像同仁医院这么大的医院，门诊挂号的病人有多难。这些是我去以前和去以后的区别。

　　田伟：当了一天“患者”，我才真正体会到患者看病有多难！看一次病至少要排4次队，挂号、拿药、检查得交3次费，前后没两三个小时还真下不来，可真正看病的时间只有十来分钟。

　　主要是到大医院看病难

　　记者：您体验了以后，觉得看病难的症结在何处？

　　田伟：看病难，其实是到大医院看病难。病人只信任大医院，这样病人会越来越集中到大医院。结果，病人把看病的时间都用在了等待上，而医务人员也累，都是超负荷运转，服务质量很难有明显提高。一边是优质的医疗资源过度使用，一边是中小医院长期闲置，这样过度失衡，看病难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许绍发：看病难，不是从看病开始的，而是从进入医院就开始的。不可否认，有些医疗机构的设计早已不符合目前就诊的需要，在硬件上很难进行调整改变，但在软件上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在信息管理上，特别是付费系统上，无法兼容公费、医保、自费、新农合等各种形式，没有统一的收费软件，也从侧面加重看病难题。

　　杨甫德：有个院长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体验，整个社区服务中心只有他一个患者，所有的检查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完成。许多患者去大医院，其实只是小感冒、扁桃体炎等，但他们不相信社区的医生，都想让大医院的专家确诊。

　　期盼体验带来新思路

　　记者：这次体验让您找到解决看病难的办法了么？

　　田伟：解决看病难的问题，需要把病人调整到合理有序的医疗网络中，这和我国医改方向是一致的。

　　另外，要想看病等候时间短，预约挂号是个好方法。对医院来说，预约挂号的问题是有的病人不守信用。积水潭医院的特需门诊实行预约挂号，预约的病人有一半不来。

　　许绍发：从就医的环境来说，需要打击号贩子，需要合理规划医院周围的交通，也需要媒体的正确引导。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是，医生和病人面对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医患双方不要坐在对立面上，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这样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看病难的问题才能得到缓解。

　　杨甫德：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要建立梯度就诊模式，要确定哪些病、哪些服务是由二甲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来承担，哪些是由三甲医院来完成。

　　实行梯度就诊模式，同时需要推广“同病同城同价同治疗”，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形成诊疗指南。在任何一级医院治疗，相同的病，相同的诊疗方法，没有差别，让百姓慢慢地去接受，习惯去社区医院就医。当然，大医院还要对社区医生进行帮扶，提高他们的水平。

　　人民日报（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