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京城飘雨泪别任继愈。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巨幅挽联写着，“中哲西典解佛喻老覃思妙理一代宗师风范，金匮石渠理册修书继往存绝百世馆员楷模”。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卸任时他说自己最大的贡献是给玻璃门上加了挡板，防止员工粗心撞上门。

　　他教过的北大哲学系50级学生集体写了一首挽诗，“悼念师情深，任思诚心悟，继往楷贤哲，愈笃明世理。”

　　因为率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宗教，他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但他却说“只是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中国哲学史》)”。

　　7月11日，他因罹患癌症在北京医院去世，93岁的他仍向儿子任重坚持，“不出全集、不过生日、不搞隆重的追悼仪式”，生怕给旁人添了麻烦。

　　喜爱钻研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国民党军官之家的任继愈自幼就喜欢刨根问底。家里放了本《黄帝内经》，他也翻着看，“似懂非懂，知道是本医书”。

　　18岁考入北京大学前，据他生前自述，中学成绩并不拔尖，分数排名中等偏上，但发下成绩单后他都会查找出错原因，并整理成集。

　　1938年，随北大师生南迁并入西南联大对他一生影响巨大。在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任继愈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根据记载，此次南迁实际步行40天，步行旅程长达1300公里，被称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首次以脚底板来感受这片土地时，任继愈在随后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如此评价这次远足对自己的影响。“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将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主席钦点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时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的任继愈找去。“惴惴不安”，任继愈随后向生前同事、学生、北大哲学系宗教学教授乐峰讲述那次会面时，用了这个词。

　　见面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复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

　　因为毛泽东的口音浓重，重复了几遍，任继愈才听明白是说“福音书”，答曰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

　　毛泽东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

　　“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1963年12月31日，毛泽东做出批示，次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其后，他编出《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获得教育部特等奖，长期作为大学教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直至临终，他仍在撰写《中国佛教史》，此前已完成一至三卷。

　　赤脚医生

　　在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时，由于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罹患眼疾，但因医疗条件受限，最终右眼失去视力、左眼视力0.1。不过，他似乎并不以为意，直至晚年每天照旧8点睡、早晨4点起，拿着放大镜坚持读书，并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当时，乐峰与其一起下放。学过中医的他临行前带了一套针灸用针，任继愈看到了也想学，便拿了本穴位图自己比划。一次深夜，室友突然肚子疼，没扎过针的任继愈也不惊慌，比着穴位图在其足三里、内关、肚脐扎了5针。半小时后，室友好了，“赤脚医生”任继愈从此出名，连当地村民都来找他。

　　除了针灸，岳峰记得，那时的任继愈就已迷上古书和太极。实在闲来无事，任就翻出本《二十四史》点句读，或者就站在房门口打半小时太极，直到练出一身汗才算痛快。

　　外冷内热

　　“哪位老友曾与他大学同居一室，哪些老友曾与他吃过过桥米线，他都记得。”北大中文系教授白化文回忆，只是在外人看来，任继愈总是不温不火，不曾与人红脸，也不会主动寒暄，以至于在西南联大读书要追求妻子冯钟芸(已离世，系冯友兰侄女)时，被冯友兰评价说“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直来直去的”。

　　事实上，一旦开了口，任继愈常常抖出笑料。

　　“他总先看一个人品性好不好，再看人能不能干什么事。说句玩笑话，他是‘怕老婆的用，对老婆不忠的坚决不用’。”白化文说。

　　一位采访过的记者向他询问爱好，他说读书时喜欢打篮球、工作了喜欢打网球、现在只能打乒乓球了，“越打越小咯”。

　　担任国图馆长期间，他指着国图博士论文厅墙上的《楚辞》对现任副馆长陈力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应该把这话换掉，免得读者觉得在国图里查资料要东奔西跑，国图是要给读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痴迷于书

　　尽管研究宗教史一辈子、经常与宗教人士高谈阔论，但任继愈的家中并没有摆列一尊佛像。生前曾陪他到五台山等地参观的工作人员记得，进入庙宇后任继愈也从不磕头烧香。

　　在他家中，陈列最多的只有书。书房里的书柜排成数排，密密麻麻。床上，随手而放的书籍堆满了半个床。

　　除此之外，在国家图书馆的历次讲话中，据馆员们回忆，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多读书”。

　　在写给女儿任远的信中，他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他也同样要求自己正在读大学的孙子，“中国人连自己的历史都不知道，国家还怎么发展呢。”

　　乐峰回忆，任远读本科时是在湖南学的英语，考研究生时本想学基督教，但其父认为当时季羡林所研究的梵文及佛教更缺人，就要求女儿又重新学梵文，到南亚研究所跟随季羡林做起研究。

　　而据其好友们描述，他与夫人冯钟芸谈论最多也还是学问，任继愈对夫人敬爱有加，几乎从未见二人红过脸。2005年冯钟芸去世，举行告别仪式时任继愈坐在一旁答礼，夫人的照片放在身边，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撑在拐杖上。“也不言语，看了让人心酸。”乐峰说。

　　热心助人

　　任继愈生前曾说，自己一岁时得过天花，死里逃生；三岁时得过白喉，脸都憋青了；八岁时又得了猩红热，还是大难不死；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一次骑自行车过桥，连人带车摔到桥下，桥高约一丈，幸亏河中无水，要不也就淹死了。

　　总自感幸运的他，因此常默默向他人伸出援手。

　　白化文回忆，任继愈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一位学少数民族文字的同学常常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研究，因为条件艰苦，几度要放弃，任继愈就买了一车日用品，雇了个小毛驴给他送去。

　　乐峰在北大任教时，同事黄炳炎因工资只有56元而要养活一家四口，任继愈得知后便常主动不定期接济黄。

　　他每年定期将自己的藏书运回老家山东省平原县，累计已捐出7000余册。由于怕自己返乡动静太大，他就默默安排儿子代劳，等儿子回来后描述“楼长高没，路变宽没”。

　　保姆小琴是贵州人，来任家已六年。来的当天，任继愈跟她说“咱们这是互相帮助”，并安排她去报班学文化，此前几个保姆都是如此。一天中午，计算机班下课晚了，小琴回到家时，任继愈已自己下楼买了吃的并带回来，留了个小字条“热热再吃”。

　　他的追悼会上，文革时最先在北大贴出大字报的聂元梓冒雨拄拐而来。她说，文革结束后她被判刑，出狱后别人都瞧不起她，唯独任继愈冒着大雪去探望。

　　敬业馆长

　　自1987年，71岁的任继愈开始国家图书馆馆长生涯，成为迄今任职最长时间的馆长，长达18年。期间，他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新二十四史》等大型工程。

　　国图老馆行政楼3层一间约20平米的办公室，近20年来摆设都不变。办公桌上堆着书和墨水瓶，没有电脑，书架立在身后。国图新馆落成后曾为他另设新办公室，他不同意；长期担任其助手的馆员李劲曾试图换掉老藤椅，也被阻止。乐峰曾劝他，他说“现在已够用”。

　　及至去年发现患癌症后，年逾90的任继愈仍坚持每周一、四上午来上班。

　　馆员齐小石的父亲是任继愈在北大哲学系的师兄。她眼中的任伯伯，总是穿着干净体面、说话细声细语，拄着小拐棍轻轻地杵地，发出细微的清脆声，“话不多，但却如沐春风”。(本报记者 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