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岱家山碉堡群，是抗战时期武汉保卫战的重要遗迹之一。这一遗迹因为武汉市中环线的施工面临可能被拆除的境地。碉堡群的命运牵动了许许多多当地市民的心绪，又将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所形成的“矛盾”推向焦点中心。记者在采访有关专家时发现，尽管他们都表示对于这一碉堡群的历史价值应该进行鉴定，从而决定其去留，但对于历史文物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究竟如何保护，专家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并不矛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山坚决表示，城市中的文物需要我们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尊重：“城市发展和历史文物根本就不存在矛盾，只是很多时候，现代人对历史文物的认识过于肤浅了。”

　　阮仪山以法国为例，其城市中的历史文物是建设的空白地，它们周围没有桥梁、没有道路、甚至没有建筑，这才是给了文物必要的空间。阮仪山告诉记者，在法国有关文物地区的规划，需要专门的设计师担当。“这样的人才，全法国才200多人，另外法国还有历史遗产保护局之类的机构，这才能保证历史文物在城市中得以完整保存。”

　　阮仪山坦言，目前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和规定仍存在缺陷。目前很多文物是通过专家们的据理力争才得到保留。“前不久上海划船俱乐部拆迁工作，就是在我们呼吁下才紧急叫停的，但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专家毕竟不能每次都及时出现。”

　　“现在我们很多人把文物看得太轻了，所以才会出现文物和城市发展的矛盾，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些文物看作是城市中的喜马拉雅，这样才能产生敬畏之情，矛盾就应该无从谈起了。”

　　历史文物应该伴随城市生长

　　“对历史遗产进行健康的保护，应该是融入当今社会的，伴随着城市慢慢生长而不是单独、孤立的保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社会学家顾晓鸣在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顾晓鸣认为，历史遗留物的保存有多种形式，可以保留原物；也可以用照片等影像资料将其保存；同时那些有典故的历史遗产存在人们记忆中，实在无法保留原物，人们互相传颂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

　　“历史文物的保护前提当然是要有纪念性，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保留下来后，对当今社会的意义又有多大？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顾晓鸣继续解释说：“就如同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经过了修缮，它们的功能得到了保留，这肯定比修旧如旧的形式对大家意义更大，我相信就是苏东坡、白居易能够知道这一切，肯定也是欣慰的。”

　　顾晓鸣认为，如今很多时候，对于历史文物的保留，也成为了一种赚钱的工具，从而影响社会发展，所以一定要做到“开发性的保护和保护性的开发”。他建议，如果文物的价值不太高，可以用照片的形式保留碉堡群；如果经过鉴定，碉堡群的历史价值高的话，可以建造一个主题公园来保护，并祭奠为保卫武汉牺牲的英雄。

　　本报记者徐维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