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之《回忆录》

　　那年的国庆……

　　作者：西城分局退休干部张明

　　“嘟，嘟……”急促的电子闹钟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拧亮床头灯，揉了揉干涩的眼睛，一看时针指向凌晨1点整，正是昨晚设置的响铃时间。我立刻翻身起床。

　　今天是2001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6点10分。分局指挥部命令我们参加广场执勤的民警，必须在凌晨2点之前赶到指定地点。我草草洗漱了一下，穿上警服，系好领带，戴上帽子，跨出家门。

　　秋天的夜晚寒意阵阵，稀疏的星星在宽广厚重的天空中瑟瑟抖动。楼区内漆黑一片，人们还在熟睡中。我轻轻打开自行车锁，迅速上路。

　　我们的警卫地点靠近天安门城楼的西观礼台，平静的金水河就从我们的身边缓缓地流过。到指挥部报到之后，同志们立即进入各自的岗位执行警戒任务。6点10分，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天安门广场，军乐声威武雄壮。人民群众争相目睹国旗卫士的风采和徐徐上升伸展飘扬的五星红旗，而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警戒区域，寻找和解决不安全的隐患。

　　一、抓“老”了

　　升旗仪式结束，天已大亮。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密密麻麻聚集的人群开始四下分散。公共汽车和其它大大小小等候的机动车纷纷启动马达，像水流一样涌动起来。

　　我们这些来自公安分局各业务部门临时组成的警戒小组，挤在窄小的警车内开短会。大家先互通了一下刚才警戒的情况，作为临时小组长的我提出一些要求和全天巡逻任务的安排。正说着，突然闯过来两男一女，他们敲打着警车的玻璃说：“ 警察同志，我们抓住一个小偷。”我一个箭步跳下车，询问是怎么回事。

　　一对青年男女指着另一个男青年说：“他是小偷，在公车上偷了我们700元钱。”那个被指作小偷的男青年争辩说：“我没偷，是他俩诬陷我。”

　　我连忙示意治安处的老赵将他们分开，并向报案的青年男女了解情况。

　　“我叫刘颖，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他叫韩华，是我的男朋友，前天刚从河南郑州过来。刚才，我们乘公共汽车时，韩华的钱包被那个人偷了，里面除了700元钱，还有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刘颖说。

　　我看看刘颖,又看看她的男朋友韩华，然后对韩华说：“他是怎样偷你钱包的？”

　　韩华操着河南口音说：“当时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很多，拥挤得要死。我感觉身后有一个人来回动弹，回头看时，只见一个黑皮包挡着我的视线。我感觉不对，伸手一摸裤兜，钱包没有了。我不由分说，拉着这个拿黑皮包的人下了车。”

　　“拿皮包的人站在什么位置？”

　　“他就紧贴着我的后背。”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我又问刘颖。

　　“我和韩华的距离很近，但中间隔着两三个人。”刘颖说。

　　“你看见偷钱包的人没有？”

　　“我没看见，只是觉得那个人可疑。”

　　“车上有别的乘客看见或作证吗？”

　　刘颖和韩华互相对视了一下，摇了摇头。

　　“这么说你们只是怀疑他偷了钱包，对吧？”

　　两个人点点头。

　　我走到老赵这边，上下打量这个被指控为“小偷”的男青年。只见他蓬乱的头发，长脸尖腮，两只惊恐的眼珠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转，肩膀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包，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李天水。”他答道。

　　“哪里人？”

　　“浙江苍南人。”

　　“有身份证吗？”

　　“没有。”

　　“你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又问李天水。

　　“想找些挣钱的事做。”李天水说。

　　“失主的钱包被盗时，你就站在他身后。你怎么解释？”我紧追一句。

　　“反正不是我偷的。”李天水很干脆地回答。

　　没有证据，这小子又不承认。我暗自思忖。

　　“你什么时间到北京的？”我问。

　　“今天刚到。”李天水回答。

　　“怎么会没有身份证呢？”

　　“在火车上丢了。”

　　“怎么丢的？”

　　“在火车上，我上厕所时一提裤子，身份证从口袋里掉出来，落在茅坑里，我没来得及捡就漏下去了。”

　　肯定是编瞎话，但我又不好揭穿。身份证是一个硬塑卡片，怎么能像球一样滚动呢？这个人没准是个老贼，失主韩华的钱包很可能在公交车上就转移了，说不定作案时还有同伙。可是，无论是失主还是我们都没有证据。但是，既然有失主指认，再加上此人身份不清，不能轻易放他走。

　　“老赵，你看住他，我立刻向指挥部汇报。”我说。

　　由于这件事发生在公车上，指挥部要我们与附近的公交分局执勤点联系，把人都带过去。

　　我们把失主和嫌疑人交给公交分局的同行后，我问老赵：“依你过去的经验，这钱包是不是李天水偷的？”

　　老赵原先在大商场的治安派出所工作过，抓“扒手”很有经验。他说：“我看十有八九是他干的。因为他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还拿着个大皮包，肯定是扒窃时做掩护用的。这叫抓‘老’了。”

　　“怎么叫抓‘老’了？”我蛮有兴致地问他。

　　“抓‘扒手’要选准时机，在他把手伸进失主衣袋内取出钱包的瞬间，一下子抓住他的手。抓早了，他不认帐，钱包还在失主衣袋里；抓晚了，钱包已经转移给同伙，一旦发现，他又会把钱包扔到地上不承认。只有钱包在他手里时，他不承认也不行。就像吃煮玉米似的，嫩了没嚼头，老了又嚼不动，要煮得刚刚好。”

　　我大笑道：“又不是大厨师，谁能掌握这个‘火候’？”

　　“失主当然不行。可是我们要求‘打扒’的民警必须这样做。这就叫‘实践出真知’，要讲究斗争艺术。‘书呆子’ ，跟着我长学问去吧！”老赵知道我在预审处从事调研和外宣工作，他打趣地说。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要不是执勤，我真想朝老赵的屁股狠踢一脚。

　　二、“献厚礼”

　　到底是国庆节，满眼尽是彩练飞舞花团锦簇，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两侧被装扮得绚丽多姿。

　　我和我的同事们无限感慨，看着来来往往的游人，他们那舒心的面孔和爽朗的笑声，更让我们觉得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神圣而有意义。

　　“你们快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从巡逻队抽来的李磊最先发现情况。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见有一个身材不高的 “小老头”双手举着一张纸在向路边的人说着什么，人越围越多。

　　我们迅速跑了过去，分开群众，将“小老头”领到警车旁。

　　在检查了“小老头”的身份证后，我们知道他叫吴忠良，河南商丘人，1960年出生，看上去却像60岁的人。

　　我展开他手中拿着的那张红纸，见是用毛笔写的四行七言绝句：

　　中原古城有来人，

　　一袋红纸进京城。

　　手捧丹心献厚礼，

　　感谢当今圣朝明。

　　从文字表达的内容上看，除了不应该把现在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比喻成“圣朝”外，倒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请把你的包打开。”李磊说。

　　吴忠良慢悠悠地打开随身携带的帆布包，取出一大摞红纸和黄纸，上面写的内容和那首诗的意思都差不多。

　　“你说的‘献厚礼’是指什么？”我审慎地问道。

　　“就是这些字纸。”吴忠良回答。

　　“你来北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又问。

　　“庆祝香港、澳门回归，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向当今朝廷献厚礼。”吴忠良眨着眼睛答道。

　　“现在是人民政府。什么朝廷不朝廷的，那是封建社会的称呼。”李磊纠正他。

　　“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几年了，怎么现在才想起‘献厚礼’呢？”我问他，“另外，你这样的‘厚礼’有什么必要带到北京来呢？花那么多的路费还不算。”

　　吴忠良又眨眨眼不说话了。

　　“大老远的从河南坐火车来北京，恐怕不仅仅是‘献厚礼’吧？”老赵插了一句。

　　“快说，到底干什么来了？”李磊提高嗓门,问道。

　　我赶忙用眼示意李磊不要太严厉。

　　吴忠良吭哧吭哧半天才憋出一句：“村里人占了我的地，乡干部还支持他们，我没有地方说理。到北京是为了讨个公道。”

　　“准备找谁讨个‘公道’？”我问。

　　“当然是去中南海。”他说。

　　“为什么要打着‘献厚礼’的幌子？”

　　“先吸引人群，再诉说冤情。”

　　“这里是什么地方？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今天又是什么日子？是十月一日，是国庆节。你来天安门广场这样做妥当吗？”李磊说。

　　吴忠良语塞了，瞧着他那一大堆“厚礼”发呆。

　　我对李磊说：“立刻请示指挥部，打电话与当地警方联系，查清此人身份。”

　　李磊马上去了指挥部。

　　在这个空档，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吴忠良所说的冤情。

　　吴忠良所在的村里要修建一个砖厂，村委会看上了吴家承包的土地。原来答应砖厂建成后，付给吴忠良一笔钱，并安排他和妻子进砖厂当工人。谁知给了钱以后，工作的事情迟迟不给解决。眼看着砖厂都开工了，也没人理他们。吴忠良“火烧眉毛”般着急。地被占了，再没有工作，这不是断了他们的活路吗？他找到乡政府评理，乡政府说由村里解决。村里不解决，他又找到县政府，县政府说此事应该由乡里和村里共同解决。吴忠良的事像皮球一样推过来推过去，始终没有人给他解决问题。吴忠良一咬牙一跺脚，得，老子进京城告御状。他还真动了一番脑筋，买来红纸和黄纸请人写上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的诗，免得光写冤情诉状一上火车就被扣下。

　　我告诉吴忠良：“真要像你说的那样，没必要到北京来上访。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在当地发生的事情如果认为处理不好就带到北京来，那不乱了套？‘解铃还需系铃人’，最终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在你们当地。土地承包受国家的法律保护，你可以试着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吴忠良依旧眨着眼似懂非懂。

　　两个小时后，我们接到指挥部的通知，说当地警方证实确有此人，因占地安置问题有意见，倒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指挥部指示我们将吴忠良移送分局治安处，由当地派人来接回。

　　我说：“老赵，正好是你的差事。你把吴忠良和他的‘厚礼’带上，送到你‘娘家’后赶紧回来，咱们这里也要随时用车。”

　　“你可真会安排人，那我可就回去值班不来了？”老赵笑着说。

　　“打住。这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还等着你巡逻警卫，这么光荣的任务，换了别人我还信不过哩。”我也笑了。

　　三、“淘气鬼”的结果

　　一到中午，太阳便灼热焦燥起来。在天安门广场观光的游客陆续来到长安街两侧人行便道上休息。有的人在树荫下席地而坐，有的人干脆斜靠着高大的红墙根儿打盹儿。情侣们缠项搂腰地坐在石凳上倚偎在一起，嘴里咕哝着说不完的甜言蜜语。

　　从凌晨上勤到现在已经10多个小时了，我们也感觉到疲倦和困乏。为了节省体力，保证下午和晚上的执勤质量，我把上勤的同志分成3个小组，每组2人，轮流巡逻30分钟，其他同志在警车上休息，若遇到紧急情况，大家都要到现场。我和李磊上第一个班，先让刚送人回来的老赵他们休息一会儿。

　　午后气温升高，长袖警服穿在身上异常闷热。巡逻时的警察必须注意警容风纪，帽子要端正，衣服要齐整。无奈的是，我头上的汗水已经从帽檐下渗出，两个腋下也被汗洇湿了。李磊就更别提了，背后湿了一大片，年轻人火力壮。

　　我俩正走着，一个头戴小黄帽、肩背大书包的小学生，像一只被追赶的鹿一样朝我撞来。“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他边跑边哭，脸也涨红了。

　　我连忙蹲下来说：“小朋友，别哭了，出了什么事？”

　　小朋友鼻涕眼泪结结巴巴哽咽半天，我才弄明白。他是湖北省武汉市芳草地小学6年级学生，名叫刘小海。国庆节期间，芳草地小学组织部分师生到北京游览观光。上午，刘小海所在班的班主任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到故宫参观，说好中午11点钟在故宫门口整队上车。不知是老师没有说清楚呢，还是刘小海没有听清楚，他只记得老师带着他们看升旗仪式，观人民英雄纪念碑，进毛主席纪念堂，登天安门城楼，转天安门广场，最后过金水桥，穿大门洞，走过端门、午门。刘小海平时就淘气，爱逞能，喜欢离开老师和同学单独行动，大家都叫他“淘气鬼”。故宫内“十余个院落，九千多房间”，正是他逞能的好时机。刘小海东溜西窜，躲躲藏藏，为老师和同学找不到他而自以为得意。转瞬间老师和同学真的不见了，刘小海才火烧屁股般着了急。眼看着11点钟过了，没有任何人来找他，就悻悻地朝故宫门口走来，走着走着便傻眼了。

　　故宫有南门、北门，南门又分为太和门、端门和午门，老师说的故宫门口到底是指哪个“门”？此时，无论是道路还是旁边的空地，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密密麻麻的尽是游客。时间一分一秒像鼓槌一般在刘小海的心头敲过，他在几个门之间来回穿梭，跑得两条腿都软了，哪里有老师和同学们的踪影？“淘气鬼”终于忍不住，哇——！“电闪雷鸣”眼泪汪汪。

　　我看看手表，见是1点1刻。怎么办？故宫不属于我们巡逻警戒的地域，我们也不能脱离岗位带着孩子去寻找他的老师。况且，这时他的老师也未必还在故宫门口等着他，毕竟老师还带着其他几十个学生呢。可是，我们又不能不管孩子的事，必须帮刘小海找到他的老师，否则，就是没有尽到人民警察的责任。我立即请示指挥部，将武汉小学生刘小海走失的情况做了说明，请指挥部协助寻找。指挥部回答说，他们马上与临近的东城分局联系，请求帮助，让我们先把孩子安顿好。

　　正说着，只见两个便衣警察押着一个梗着脖子大喊大叫的人朝我们走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妇女，引起一部分群众围观。

　　四、“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

　　便衣警察是公交分局的同志，他们在公共汽车上抓住一个猥亵妇女的嫌疑人，因为没有临时审查的地方，只好借助于我们的警车。

　　在警车内休息的同志下车腾地方，我组织人疏散围观的群众，加强布控和警戒。

　　这个大喊大叫的是一个外地人，看上去30多岁，留着油光锃亮的分头，西服革履穿戴得还算体面。他呆在警车里哭丧着脸，说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以后再也不敢做坏事了，不然就把他骟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流氓猥亵案。留分头的男人趁车内乘客拥挤，抠摸猥亵站在他前面的年轻妇女，弄脏了妇女的衣裤，被当场抓住。此人过去因为同类违法行为在当地被拘留过，现在又恶习不改，到北京重操旧业。什么“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无非是想逃脱法律的制裁。早干什么去了，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呢？

　　我帮助公交分局的同事与他们单位联系，迅速派车来接应，避免时间过长分散警力。

　　恰巧，这时指挥部来电，说是刚刚与走失学生的老师联系上，他们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刘小海，要我们赶快把孩子送到指挥部。我拍着刘小海的头说：“记住了小朋友，以后一定要听清楚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明白就问。要紧跟集体，不要单独行动，不要瞎逞能。不管在哪儿遇到麻烦都别忘了找警察，他们一定会帮助你。”

　　刘小海破涕为笑。他说：“谢谢警察叔叔。以后我长大了也要当警察，戴大壳帽抓坏蛋。”

　　刘小海一蹦一跳地跟着李磊走了。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总算又了结了一件事。

　　五、外国游客和三轮车工人的争执

　　太阳慢慢移到了西长安街的尽头，落日的余晖光芒四射彩霞满天。很快，天黑下来。猛然间，华灯初上一片光明。大街两侧松柏树上的长线串灯游移闪烁，如乱蛇飞舞。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喷泉水池直径30米，喷泉水柱高达18米。花坛由近4万株鲜花摆放而成，激光灯、探照灯交相辉映。中心花坛摆成的“万众一心”更是引人注目，游人也越聚越多，数量大大超过了白天。他们都是赶着来看广场夜景的，就连宽阔无比的长安街也变得狭小拥挤。

　　警察全力以赴，奋力疏导人群和车辆。正当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一群吵吵嚷嚷的人又找上门来。领头的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身后还有1个外国同伴。他们都伸出2个手指用生硬的汉语说：“两元，两元。”有1个客运三轮车工人追在他俩屁股后面说：“找警察也不怕。20元钱才给2元，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们坐公共汽车从西单到天安门还得2元呢。我是人力车，一脚一脚蹬过来的。”原来是客运服务纠纷。

　　外国游客是一对新西兰的老年夫妇，他们从西单商场出来，要乘客运三轮车去天安门广场。问价时，三轮车工人说2 个人乘一辆车20元。外国人没听懂，三轮车工人便伸出2个手指翻来覆去地表示2个人，20元。外国游客以为一共是2元钱，便欣然地坐上了三轮车逛街景。哪料到他们下车后，三轮车工人非要20元钱，钱不交够就不让他们走。外国游客觉得三轮车工人存心“宰”他们，就愤愤不平地找警察评理。

　　在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问三轮车工人：“你们的收费有没有标准？”

　　三轮车工人回答：“当然有标准，每人每公里4元。从西单商场到天安门广场是5公里，正好20元钱，我一点也没有多要。”

　　我知道人力三轮车的客运价格比出租汽车还贵，这个工人没有多收费。我笑着对外国游客说：“TwentyYua n,nottwo.Youdidn‘tpaymore.(是20元，不是2元。他没有多收费)”

　　外国人听我这么一说，便主动掏出钱来补上，然后摊开双手耸耸肩。

　　三轮车工人余气未消地说：“外国人也不能少给钱。”

　　我马上说：“行了，他们一开始没有听懂，你也别不依不饶。”

　　我转过身对外国游客说：“TianAnMenSquareisoverthere.Youarewellco metoChina.(天安门广场就在那边，欢迎你们到中国来)。”

　　待外国游客走远了，老赵从背后捅了我一下：“你小子还会说几句洋鬼子的话？”

　　“警察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三教九流引车卖浆都得懂点儿，不一定要精。不瞒你说，再多几句英语我也不会了。”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却一脸的得意。

　　广场上的夜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许多行人纷纷走上了机动车道。为了维持交通秩序，保障群众的人身安全，我们组织疏导人流，提醒大家注意前后左右的机动车，有的民警嗓子都喊哑了。群众还是体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游人太多，人行便道容不下，只好又拥进机动车道。我们只得提醒汽车司机慢开车，注意避让行人……

　　电报大楼的报时钟声清脆悠扬，在天空中回旋飘荡。午夜12点钟。

　　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行人逐渐减少，体积庞大而又线条流畅的洒水车慢吞吞地开过来，将清亮晶莹的水喷洒在平坦宽阔的路面上，水气氤氲，灯影朣朦。

　　指挥部仍未下达撤勤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