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976年，全国七·二一大学总数为33374所，有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近3倍

　　《望东方周刊》记者徐笛|上海报道

　　1968年7月22日，上海机床厂声名鹊起。

　　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同时配发了一篇不 同寻常的编者按，“其中有一部分是毛泽东亲笔加的”。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储朝晖告诉《望东方周刊》，1968年7月21日晚，报纸清样呈送到毛 泽东面前。阅后，他批示道：“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 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批语被称作“七·二一指示”。是年9月，上海机床厂办起了以最高指示命名的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 各地旋即效仿。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记载，截至1976年，全国七·二一大学总数为33374所，有学 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近3倍。

　　“文革”后，曾盛极一时的七·二一大学瞬间消散，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多少有些讳莫如深。

　　让工人登上讲台

　　1968年春节后，根据上海市的意图，记者组到上海机床厂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情况，文汇报与 新华社记者共同写就了前述那篇获得毛泽东批示的调查报告。

　　当时，上海机床厂的青年技术员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350人，其中10%是研究生和留学生) ，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250人，其中少数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

　　调查报告中写道：“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 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 不能争。”

　　报告的核心结论是：“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例证：“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4年，得了一个 ‘副博士’的学位，1962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实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20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 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对比一位14岁开始当学徒的工人，“18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4年，1957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 任技术员。今年4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 床??”

　　报告继而提出“教育革命的方向”：“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 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 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等。

　　事实上，自1950年开始，工人就已进入了该厂技术队伍。1997年出版的《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 1990)》中记载，截至1965年，该厂636名技术人员中，从工人中培养提拔的有272名。1966年6月，“文 革”开始后，该厂业余大学被迫停办。

　　这实际是一篇有“水分”的报告，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全华认为，报告中那位“失败”的副博士，经考证是留苏 归国的曹婉倩，而那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平面磨床，恰恰采用了曹婉倩研发的轴承。

　　不发毕业证书、不加工资

　　“七·二一指示”，体现的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1958年，毛泽东即提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960年起，他对教育的批评增多。他信奉“在游 泳中学习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文革”开始后，大学停办裁撤，人才培养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几乎停滞，导致各行各业人才短缺严重。此外学生大串 联和造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尽管提出“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但大学已人去楼空。

　　上海机床厂的事例，由此脱颖而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认为，“七·二一指示”的内涵是“教育革 命”，改造知识分子。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开课，设磨床设计制造专业，学制两年左右，教材由具备实践经验的工人 编写，教师主要也是经验丰富的工人。

　　各车间选拔出首批学员共52名，平均工龄在12年以上。

　　1969年，七·二一大学办了一所业余政治大学，次年又附设了业余技术学校，并不定期举办技术短训班。

　　虽然是脱产学习，学员们“身上不减油泥味，两耳不断机器声”，生产大忙时，仍回班组参加劳动。

　　1971年7月21日，首批学员毕业，“一不发毕业证书，二不增加工资待遇，三不要工程师、技术员的称号”。 34人回到原生产岗位，8人支援内陆地区建设，10人从事科研设计工作。

　　1972年，新华社播发题为“新型的工人技术人员在成长”的通讯，认为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首批学员“遵 照了毛主席关于‘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

　　据《上海成人高等教育志(1863~1990)》记载，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前后共招收了三届脱产学员，课 程包括毛泽东思想、劳动课、学军课、制图、数学、外语、磨床设计等。第一、二届学生均按教学计划完成授课。第三届学生 入校后，学习“朝阳农学院经验”，教学不再提专业要求，两年多时间里，学员们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时间超过了1000小 时。

　　很快，这种新型的“大学”在全国遍地开花。上海江南造船厂也将厂办学校重新洗牌，办起了七·二一大学。

　　“江南厂很早就设立了教育科，办了技工学校，能上江南技校就意味着工作不愁，所以非常难进，想上学的人都要半 夜去排队等着报名。”江南造船厂原政治部副主任、厂史专家袁正昌告诉《望东方周刊》。

　　“当时全厂职工都可报名上七·二一大学，但要通过简单的考试。”袁正昌就在那时顺利入学，“白天工作，下班后 简单吃口干粮，晚上上课，每天连轴转，却不觉得疲乏。”

　　授课教师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师，更多的是江南厂的老工人。“他们一身好手艺，老师唐应斌曾参加过我 国首台万吨水压机设计建造，他的课就讲他的老本行---焊接，他本人的学历是小学肄业，”袁正昌说，“课堂偶尔还会搬 到车间里。”

　　上七·二一大学无需掏学费，相应地，授课老师也没报酬，袁正昌回忆，有时会给老师一小包点心作为回报。

　　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双重损害

　　“文革”结束，七·二一大学风卷残云般的关停并转，倏忽而逝。

　　1978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储朝晖称，意见明确七·二一大学的任务是 为本单位、本系统培养相当于大专水平的技术人才，招收具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员，有实践经验的优秀职工，进行 脱产或半脱产学习。学完规定的全部课程，经过考试达到与普通大专院校同类专业水平的，使用上同等对待。

　　经调整后，部分七·二一大学改为业余大学、业余中专。各地七·二一工人大学均先后改称职工大学。

　　悬而未决的是七·二一大学的学历问题。

　　袁正昌是幸运的，毕业时他得到了一纸证明，日后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而很多地方并不认可这种学历。

　　“这是对的，”储朝晖认为，“没有经过特定的学习过程，就不应该给学历。七·二一大学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理论教 学与实践结合有可取之处，但其理论大前提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将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将大学仅仅定位为学点技术，这些 都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七·二一大学能否算作真正的大学，孙烈抱有疑问。“如果非要拿七·二一大学的某些长处供今人参考，非但没 有尊重历史，更缺乏对现代教育的认知。”他认为，培养技工当然很重要，但是普通高校的培养目标不是技工。

　　孙烈甚至觉得，七·二一大学对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双重损害。以机械工业为例，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总 人数的比例从1965年的7.5%下降到了1978年的3.8%；本来身怀巧艺的技工，非要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 。

　　1984年4月，上海机床厂党委作出决定，否定了那篇曾让该厂“彪炳史册”的《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