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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深圳3天起拘的“醉驾新规”，学者王琳7月24日在深评版提出立法跟进和执法完善，号脉很准。关于有无权力“私定”标准，作者说得非常清晰，调整并未超出必要的限度，合法性不容置疑，关键是细化后的处罚标准会不会影响震慑力？顺着原文思路，笔者多言几句。

　　首先，深圳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内部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供民警参照执行。问题是，有些标准仍然笼而统之，比如像“积极配合，予以从轻处罚”之类，这样的所谓的“视态度”处理，带有明显主观色彩和人为因素，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滋生“执法腐败”。一旦执法人员顶不住外来压力，对特殊对象“罚酒三杯”般的轻描淡写，出现这种网住了小鱼小虾，大鱼却可以跃过去的情况，恐怕就会削弱法规的严肃性。

　　酒后胆大妄为，态度恶劣已经昭然若揭，处罚时的“谦逊”难以改变违章事实，事后“忏悔”也不一定要用刑拘来抵消。相反，假如将酒精浓度与拘留天数直接挂钩，比如，每百毫升血液中达80、100毫克分别对应拘留8天、10天，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自由”定量，杜绝法外生情，也就更具威力和说服力。

　　其次，深圳新规仅是就事论事式地细化法律，这种补充并无“新鲜元素”，动用的都是常规武器，在“常规手段”一直效果不显的情况下，新政难免让人质疑。相比较而言，国内多个省市在打击醉驾中都拓宽途径，力求突破。比如，山东规定公安机关查处公务员酒后驾车严重违法行为的，在一律抄告其所在单位处理的同时，抄告当地纪检、组织部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能不能更大胆向前，别人行之有效的良方，能否采取拿来主义。甚至于如日本的供酒人难脱干系，芬兰根据收入大小的“滑动罚款”，波兰用报纸公开曝光，这些在异国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也可以试一试，用实践来检验其能否在深圳“安家落户”。

　　近期，从杭州飙车案到南京交通肇事案，已经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醉酒驾车呈高潮迭起之势，重罚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在社会各界的呼号之下，“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司法实践。特别是在成都“12·14”特大交通事故案中，司机孙伟铭一审被顶格处以极刑，判决如同晴天一个惊雷，在一定程度上震醒了酗酒恶习者，同时契合了世道人心。

　　关键是，对醉驾的行政处罚属于预防阶段，是对生命安全的前置性的保护，如果这个环节有所松懈，判决严苛就成为“不得已而为之”，法律责任不可避免呈现跳跃性，最后不得不痛下杀手，从而酿成孙伟铭式悲剧。事实上，只有重锤“纠小错”才不至“酿大错”，3天起拘尚显威力不足，增加纠正醉驾陋习的手段和措施，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

　　□陈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