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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8日07:31  南方日报

  

“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
袁学军。受访者供图

  过去30年间,“东莞模式”及其经济奇迹,早已成为反复研究的主题,但东莞的社会和人文生态,认真解读者恐怕不多。

  一位年近7旬的老人,经十余载深入观察,八年不辍笔耕,以一个局内人的身份向世人讲述了另一个东莞和另一群人。

  这个老人笔名原来,本名袁学军,今年67岁。今年6月,他出版了他的社会学实证研究著作《边缘化生存———东莞社会底层群体考察》一书。在书中,他用社会分层的研究视角,聚焦了一类在城市边缘生活的人群。

  原来在著作中提醒全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一些人的阶层形态和生存状态已经并可能会继续被边缘化,主流社会应该经常仔细地倾听他们的声音。

  经济奇迹背后的社会变迁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原来一直在东莞市委机关任职,曾主持政策研究工作多年。其时,东莞的工业化正浪潮奔涌,不断出现的经济奇迹背后,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阶层变革也在同时发生。

  因工作需要,原来经常深入农村和工厂,有机会听到农民和外来工的讲述。

  人们问道:“土地都卖光了,我们以后吃什么?”

  人们说:“什么都是他们(村干部)说了算,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在这些声音中,原来感觉到了一种变化,他开始有意识地观察这个变化,找寻其根源。

  他发现,东莞外源型主导的经济模式,引发了急剧的社会分化和阶层结构变迁,农民这个群体出现了分化。但分化后的农民走向了何方?本地人和外来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

  每一次下基层,原来都有意识地接触各种人群,追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底层群体”概念的出现

  从2000年开始,原来觉得,日常工作中获得的各种信息,已经能够印证他对社会变革的感受和认知,但缺乏一个系统的观察和分析视角。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解读这一变革,他从零开始系统地自学了社会学理论。

  他说:“完全是恶补,全是新的,以前对社会学的认识是一片空白。”

  中文出身的原来,先把14卷的《费孝通文集》通读了一遍,又认真钻研了一批国内外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实证研究范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各种研究范式中,他找到了研读东莞社会变迁的理论体系———社会阶层分析模式。这个脱胎于传统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理论分析模式,原本诞生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实践之中,是分析社会阶层变革最常规也最全面的研究范式之一。

  很快,“社会阶层分析模式”被原来应用于对东莞现有社会阶层结构的考察之中,他所要观察的群体也迅速被明确定位。他对变革后的阶层结构所对应的人群进行了遴选,最终将已经或正挣扎在当下社会生存边缘的人群确定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并为其定名为“底层群体”。

  “底层群体”包括本地户籍的部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和不在业者。外来工中,以出卖劳动力来获取报酬的打工者也基本属于“底层群体”。

  深入的学习和初步的运用,为他更客观、真实地认识和解读底层群体的生存现状奠定了基础。

  好书是改出来的

  按户籍划分,原来在书中讲述了东莞本地人和外来工中底层人群的生存现状。他的讲述,是围绕角色类型转换、经济(或工作)状况、子女教育、生活方式(主要是消费观念)和民主权利等几方面展开的。

  他认为,在外部环境变化时,个体角色也会变化。例如,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去土地之后,农民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了,他们可能成为农业生产者、农业工人等。同样,失地农民在经济上会出现分化。受自身条件限制没有实现角色转型的农民,会很快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然后,子女教育、生活方式以及民主权利的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他说:“这几方面是相互影响、环环相扣的。”

  成书过程并不简单,思路也几经转变。在写作外来工生存现状一章时,作者先准备以“民工荒”为切入点。但金融危机出现后,作者转变了思路,因为“民工荒”曾经合乎实际,但近年来已发生很大变化”。

  几年来,对书稿的各种修改一直在进行,甚至在书稿交付出版社后,仍然在不断修改。据他回忆,大的修改有3次,小改则不计其数。

  关注底层乐在其中

  在书中,原来汇集了许多底层人群的生存个案。这些案例大多运笔细腻、用情真挚,人物生活画面真实、细致入微。作者在探寻“底层群体”的发展走向时,充满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原来说,经济大发展,使我们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不少。在看到经济提速的同时,社会更应该仔细倾听“底层群体”的声音。在谈到本地人和外来工的关系走向时,他提出用“融入与分享”来化解矛盾冲突。要解决融入难,政府重任在肩,要给外来工留在城市变成市民的选择权。

  原来表示,对于底层人群的关注,他乐在其中,将一直关注下去。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说,“自屈原以来,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思想对我影响很深,这也是促成我以退休之年仍乐于关注底层人群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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