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咋咋地
孙春英的姥姥及母亲一辈的合影
孙春英收藏的父母当年的老物件
孙春英和爱人旅行结婚时用的相机和所拍的照片
孙春英在老房子拆迁前留念
“家·国”纪事
开栏语
家与国，总是紧紧相连。
60年来，一个个家庭的变迁，无不镌刻着共和国成长、变化的印记。
“家·国纪事”栏目今起向您敞开。如果您家几代人的经历，见证着新中国成立60年来各时段的发展与变化；如果您的家庭有着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印记，请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品味和感受家国情怀。
征集电话：0431-96618。
家，国，紧紧相连。
2009年7月24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栋豪宅中，与孙春英父女一同等候记者的，还有一张残缺不全的结婚照片、一本保存42年的病历册、一纸31年前的“不下乡证明”。
曾几何时，它们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命运。
公私合营、“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出国留学……孙春英说，在全家人心里，其实是有一本没有出版的“《日子》”。那些岁月的片断，连接起来，是一个小家的日出日落，更是新中国发展历程的浓缩片花儿。
54岁的孙春英，出生在长春市长通路棚户区，如今，她住在240平方米的别墅里。
结婚照
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孙春英从家中柜子最底层，小心地拿出装老物件的盒子，盒子里是一张保存65年的黑白相片，没有一丝褶皱、泛黄，却缺了一角。
结婚照片中的男女身穿礼服、手拿鲜花，与那个年代的普通男女不一样。
“这是1944年在头道沟（现艺术剧场附近）照的。衣服是定做的，鲜花是在长江路买的。”孙春英86岁的父亲孙耀文接过话茬儿。
孙耀文十几岁时一个人从北京来到长春，起初在一家小饭店打工，经过几年积攒，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饭店。1943年，一位常客看中了孙耀文，将女儿介绍给了他。此人便是孙春英的姥爷。
孙耀文谈了一年恋爱才结婚，拍结婚照时很幸福。他们不会想到，后来这张照片会变成一颗“定时炸弹”。
婚后，孙耀文参军，在部队做会计。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孙耀文颇有资产的岳父就在整改之列。他的所有资产变为公有，“文革”时，孙耀文被定性为“资本家兼地主”，“文革”结束前始终未变。
“我岳父生在穷人家，小时候放牛，冬天没鞋穿，就盼着牛拉粪，好把脚放在牛粪里暖和。他年轻时做小买卖，后来越做越大，要是搁现在，都能被评上创业模范。”孙耀文说着淡淡地笑了。
“相片里的穿戴太不寻常了，被‘工作组’见到，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就定性了。一次，‘工作组’的人快进我家大门了，孩子她妈感觉不好，去撕装在相框里的结婚照，一着急就撕坏了一角，相片藏在煤棚里，躲过一劫。”孙耀文的记忆很清晰。
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为纲，成分决定你的命运。
31年前
病历本
20片索密痛是惟一抗癌药
“1966年，我岳父和孩子的几个舅舅都被抄了家，定成‘黑五类’，孩子她妈一股急火后就病了。一年后，才被确诊患了子宫癌。”孙春英拿出了母亲的病历本。
那是42年前的病历本啊，孙春英还一直保留着。上面记录了症状和治疗方法，惟一的用药是——20片索密痛。
孙春英有些哽咽：“没有‘成分论’之前，我妈在一所幼儿园当个小领导，父母特别恩爱。可到了‘文革’，我妈就被打成‘黑五类’，她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每天都生活在压抑当中，很少能看到她笑……我妈的后半生也始终背着这个‘包袱’。”
她一直遗憾母亲没赶上好时候：“现在都有医保了，当年我妈生病时，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实在没办法，我就悄悄把妈妈藏在煤堆里的几个金镏子（金戒指）抠出来，拿到银行和寄卖店里，一个卖40元钱，像做贼。”
与病魔抗争两年后，1969年4月1日，母亲病情恶化了。那时，春英的姐姐也因骨结核住进了医院。“30天后，母亲再度入院，不久后就去世了，那时她才44岁。”孙春英告诉记者。
“1971年，给孩子找了继母。1974年，我患上坐骨神经痛，医院误诊为脉管炎，医生说要截肢，后找的老伴儿离开了我们。”孙耀文说。
那个年代：计划经济下，米面粮油得凭票领取，只有重症病人才有打吊瓶的“权利”，许多人闻“病”色变。
“不下乡证明”
没有就不允许高考报名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
“你这身体不能去！”孙春英的班主任赵老师将诊断书附上说明一同交上去。最终，孙春英没下乡，但她并未拿到那张可以改变一生命运的“不下乡证明”，原因是她母亲出身不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骨结核出院不久的二姐没拿到“证明”。
“赵老师也受到了牵连，‘工宣队’说她阻挠下乡，她入党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孙春英回忆道。此后的4年中，孙春英和二姐每天都在家等待“不下乡证明”。
在那4年当中，孙春英认为，她的知识层次有了“质的提升”，全靠数百本“禁书”。“《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牛虻》、《包法利夫人》等等，被我们藏在煤棚子里，每晚偷偷拿出来看。为了省电，常常打开窗帘，借着窗外路灯的光亮看。”
197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孙春英获得在原长春市革命路小学当代课教师的机会，教毕业班的语文和算术课。“当时，教师是人们眼中的‘臭老九’。”
孙春英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终于在1978年转正，1982年还被选为教导主任。转正前，一个消息令她兴奋不已，“1977年恢复高考，我复习了3个多月。但一切热情，都在报名时熄灭了……”
1977年3月，孙春英兴冲冲地来到街道领取报名表时，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不下乡证明”者，不允许报名参加高考，连报名表都不能给。
那个年代：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一张“不下乡证明”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那时，教师是“臭老九”，《红与黑》在那时是万恶的“禁书”。
《流浪者》
爱上“右派”家的孩子
1978年，孙春英认为自己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决断——找到了另一半。
“当时我24岁，在他之前，曾经有人两次给我介绍对象，但都没成。”
第三个是邻居介绍的，孙春英出于礼貌去了。当时，邻居有意隐瞒了一件事：那个叫关佰川的小伙子，出身“右派”家庭。
第一次见面，二人打了个照面。第二次是在长通路棚户区，走出去大概有100米，关佰川没吱声。孙春英说：“我们就走到这儿吧。”关佰川这才说出第一句话：“你今天休息啊？你今天都干啥了？”
“我说，上午洗衣服，下午看了一场电影，是印度的《流浪者》。这一聊起来，我对他的印象彻底变了。”孙春英回忆，他谈电影情节和音乐，非常有内容，更意外的是，关佰川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身世。
“不知道介绍人跟没跟你说，我们家是‘右派’，我爸现在在德惠劳改农场，我现在是大集体的工人，600多度的近视。”
“他说了这番话后，我对他甚至有了好感。”孙春英说。
孙春英的家人对关佰川并不看好，“出身不好是一方面，家人说，你的两个姐夫都是党员和干部，你不应该找个这样的。何况他还高度近视，要知道，那时候近视眼就是很大一回事了。我比较有主意，经常跟他见面，就和‘右派’家的孩子相好了，爱咋咋地。”
孙春英中学那位赵老师的丈夫，姓封，“他听说那个小伙子叫关佰川后，狠劲拍了一下大腿。封老师说，这小伙子可不一般。他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了东北师大艺术系，700个考生中排第二，还曾开过独奏音乐会。但因为家人是‘右派’，学校没录取他。你知道吗？我摇摇头。”
正是这些“不知道”，孙春英家人对关佰川的看法逐渐改变。
那个年代：“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成为时代强音。但在人们生活中，找对象要看家庭成分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党员和干部是第一选择。
虽然自由恋爱思潮渐渐占领高地，但想听当时的年轻人说爱你仍然不容易。
牡丹相机
新婚旅游回来兜里只有几毛钱
1982年，孙春英主动向关佰川求婚。
在那个年代，女方主动提出结婚的并不多，“当时他又考了吉林艺术学院，排第三，通知书都发下来了，被褥也准备好了，因为岁数大了3岁未被录取。这回他真上火了，我说，没考上咱俩就结婚吧。”
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二人面前，关佰川家没有婚房和钱，二人又做出一件令旁人咋舌的举动，关佰川搬进了孙春英家。“不就是‘倒插门’吗？能咋的，我们的观念是，谁家有地方就在谁家结。”孙春英说。
1982年10月12日，二人登记，两天后就举办了婚礼。“因为那天下午我俩都有空，所以就办了。”在孙春英和关佰川眼中，那只是形式问题，以至于二人婚礼前连“喜”字都忘准备了。
“一切都非常仓促，下午两点多，学校出了辆客车，把我和我的一些同事送到婚房，关佰川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去的。那时离婚礼只有30分钟的时间了，当时屋里连个‘喜字儿’都没有，二姐夫就去评剧院把舞台的‘喜字儿’借回来了。”孙春英回忆。
在孙春英的同事看来，这场婚礼的另类之处，还在于二人的穿着。在那个年代，新郎新娘结婚时基本穿蓝色料子服，而关佰川穿的却是黑色西装，孙春英穿的是白毛衣、灰裤子。
第二天，二人准时到单位上班。
不久，二人作出婚后第一个重要决定——外出旅游。“当时我俩手头有2000多块钱，这里面有亲友出的3块、5块的礼钱，还有我俩此前的积蓄。我俩花100多块钱买了一部牡丹120相机，一天早上4点多，登上了去大连的火车。后来还去了上海、杭州等地。”
“回来时，我俩兜里一共只有几毛钱了，可以说，我俩对生活的热爱程度，跟书里一样一样的。”
那个年代：全国上下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日子挺甜，条件艰苦”是那时许多年轻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渴望从未停止。
下海
不当校长当董事长
当时，孙春英的工资是49.5元，关佰川50多元。但关佰川却开发第二职业：到舞厅拉二胡、吹小号赚钱，后来还拎着摄像机帮人在婚礼上摄像。
“当时，我虽然没有反对他这样做，但对这些的确有些不屑一顾。当时的价值观是，能上台领取优秀教师、十佳校长等荣誉才是最光荣的。”孙春英说。
而对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个体户们，孙春英对他们的看法与对关佰川一样：“你可以赚你大把的钱，但你影响不了我对理想的追逐。”
正如孙春英所说，此后的任教路上，孙春英几乎收获了所有她预期的成绩，甚至还当上上海路小学的校长。后来一次台湾之行，孙春英开始认同关佰川。
“从台湾回来后，我感觉应该实实在在地在经济方面体现自己的价值。2005年，我从一线退下，开始进军商业领域。”孙春英说。
从商后，随着经济实力日渐壮大，现在孙春英旗下的公司涉及餐饮、服务、工程等领域，作为董事长的孙春英购置了新房、新车。除作为代理妈妈帮助一些困难孩子升学，还热心公益事业。
那个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成为国家的发展方针，下海热潮迅速升温。
在东北，多数人动作较慢。但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个现实：致富并不可耻。
孙春英的捐款证书
留学生
在美国的女儿不一样的价值观
下海前，孙春英夫妇曾做出惊人举措：1999年，将15岁的女儿关尔江离送到美国学习。
“我曾鼓励她考美国公务员，做赵小兰那样的名人，但她却告诉我，国外重视的是价值、是商业，是你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公务员不像国内这样受重视。要把美国人的钱赚回中国来。”
目前，孙春英的女儿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在美国塞班经营一间网吧和一间冷饮店，每天净收入300多美金。
女儿也对孙春英产生过影响。虽然离开了一线岗位，但孙春英仍对教育十分关注，特别是欧美教育的发展模式。
“咱们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这大家都知道，更早一点说，就是教育资源浪费。国家此前大规模兴建了太多的名牌学校，这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间的一个漏洞，在欧美，教育跟我们不是一回事，人家是产业，我们是公益事业。”孙春英说。
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了，下海经商了，腰包变鼓了，出国留学了。1978年至2002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其中16万多人毕业后在国外就业。
孙春英的母亲临终前曾留下遗嘱：“有钱了也不要买房买地了，嫁人更别嫁高官，稳稳当当过一辈子，平安就是福。”
但时代变了，孙春英更看好在商业领域的斩获，用她的话说，“母亲的嘱咐依托于当时的背景，现在都变了。而我，更愿意坚守母亲留下的另一则人生信条——过日子，一定要过到别人前面去。”
本报记者窦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