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1.2%，超过GDP增幅。（7月28日《新京报》）

　　几乎可以断定，这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数据呈现。因为就笔者身边一些工薪阶层的收入来看，与以往相比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下降，而既然“我们”都是数据统计不可分割的一分子，那么“上半年居民收入增幅超GDP”至少与一个群体的实际状况相背离。官方数据一出笼，老百姓又一次感觉“被统计”了。

　　在中国近30年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向产业发达、城市化水平高的东南沿海地区转移。今天，中国拥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大多在私营企业工作，或以灵活就业者、个体工商户的面目出现。但是，这一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在公共政策和数据统计口径中，却并未得到相应的反映和表现，其理由包括数据普查难度过大、收入状况多元及变动频率较高等。但无可否认，延续传统的数据管理模式和公布方式，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府与民众清晰认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发展状况。

　　长期只从户籍、企事业单位等狭窄入口设计的数据统计，没有更为细致具体的数据统计思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经济，依然没有纳入统计范畴。因此，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结构，政府有可能长期处于隔膜状态，在其处于困难阶段，无法及时提供相应政策扶持；在其获得快速发展阶段，也不能提供更为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无益于社会经济结构良性调整。

　　数据统计是政府公共政策导向窗口，对于中国农民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说，最大的发展障碍从来就不是资本匮乏，而是那些不公正不合理、自身发展缺乏良好预期与法治保障的某些制度设计。

　　迄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所有经济成分及群体的贡献，而当政府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进行全盘规划时，同样也应将所有的群体和阶层包含在内，以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来进行筹划。如果统计数据背离社会实际，就可能提供错误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