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霓虹依然遥远，而农村已没了回去的理由

　　（一）

　　“干了许多年，挣了些钱，离城市的中心却越来越远”

　　让我们姑且把第一代进城打工者的打工子女，或新进城的青年打工者称之为新生代打工族吧！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甘做城市的过客，挣了钱后回到农村盖房、娶媳妇。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城市来的，是决心扒了农皮在城里扎根的。但几经努力却发现，城市的霓虹依然遥远，一切与他们仍然格格不入。而农村呢？显然没有再回去的理由了。那种心里空荡荡的感觉，强烈地撕扯着他们的心。

　　张二庆今年28岁，从雁门关外山阴农村来太原打工8年。开始，干过火烧火燎的厨师，当过震耳呛鼻的装修工。几经周折和挑选，他在城郊接合部租房开了一间小卖铺，没想到很快挣了一些钱，顺利地娶了一位叫翠翠的老家姑娘，并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

　　不起眼的张二庆竟然凭本事在省城扎住了脚，好多人忍不住发出些酸溜溜的骂声。二庆自己也觉得谢天谢地。但好日子没几天，烦恼接踵而至。

　　2005年，在城郊接合部的大马村，张二庆小卖铺附近只有两家小卖铺，一年后，迅速扩张为11家。生意越来越难做，没有了优势，张二庆只好换地方。

　　几年来，城市的兴建红红火火，日新月异，好看的楼房拔地而起。张二庆却被长大的城市挤得越来越远，今年已经退到了晋阳湖边的一个村子里。而这里，很快也要开发了。

　　钱不好挣，没有熟人朋友，各种管理检查时常光顾，孩子们上学找不到合适的学校，连最便宜的房子也一直买不起，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翠翠一次生气后，扔下他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一年未归。

　　城市的影子逐渐眩晕起来，未来的路在哪里呢？迷茫中，张二庆学会了喝酒。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进城务工者，70%以上是青年人，“80后”“90后”已大量涌进城市，他们对城市热切向往，但现实的生存困难使他们始终游走在城市里，成为一群漂着的人。他们有的人也干得不错，买了房子买了车，感觉更像城里人。但对许多人而言，城市的发展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相反，失落感却与日俱增。

　　（二）

　　“一言一行，我都尽量像个城里人，但麻烦还是那么多”

　　当城市越来越高、越来越美，我们总是对那些一身汗渍、在太阳下面辛勤劳作的农民工心生感激。但是，当他们挤占我们本不宽敞的生活空间，甚至他们的一些言行让我们看不顺眼时，我们忍不住说一声：“这些外地人。”其实我们自己进城也没几天。

　　这倒不一定是我们的道德认知有什么问题，现实的各种制度门槛、显性的隐性的限制，让我们觉得他们终究只是城市的过客。

　　高中毕业后，吕梁兴县的刘顺子感到成绩不理想，升学无望，便自作主张放弃学业来到太原。他的父母在太原打工，十几年来只是农忙和过年时才回家。顺子看不上父亲从事的木工活，更看不上父亲在房主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毕竟念过几天书的顺子希望超越父亲，帮助他完成留在城里的心愿。他选择先干推销，再做老板。

　　顺子想尽快融入这个城市，他努力地学着普通话和太原腔，力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尽可能像个城里人。但是，城市的一切都不欢迎他。

　　“我去办手机卡，如果是太原户口，话费押金是一百元，如果是外地户口，则要两百元。我问为什么，答案是：规定。”

　　“一次我去药店买药，售货员说先给有医保卡的人结账，我问哪里能买医保卡，结果满屋子人大笑起来。”

　　顺子终于明白，外表的模仿，根本不能让他变成城里人，真正顶用的，还是户口。一张城市户口，不仅能够证明你是城里人，更重要的是让你知道遇到了问题可以找谁，如社区可以给你盖章、办医保，所在片区可以安排你的孩子入学。顺子现在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好好念书，那也许是取得一张城市户口最有效的办法。

　　在我们繁华的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顺子”，他们顶住压力，执着地留在城市里，向着美好的生活进取。只是，城市总是显得不太友好。走在从城市过客到城市主人的路上，他们的脚步显得那样艰难。

　　（三）

　　“我们不该进城吗，不是说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吗”

　　城市不是大卖场，来得人越多越好。它有自己的容量，需要自己的秩序。但在城市化过程中，与其他各种渠道进入城市的人一样，那些新生代打工族，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一定会成为城市大家庭的一员，他们需要一份关注。

　　就目前而言，针对打工族设立的接纳制度，整体仍是缺失的。

　　当农民工成为党和政府关心的对象时，对劳动权益的保护首先提上日程，劳动监察机构逐渐加强，在我省，农民工工会、工资代发制度的建立，都起到了重要的劳动保障作用。

　　但与父辈相比，新生代打工族的权利意识更强，技能也相对父辈更全面，如果老板克扣工资，他们会马上选择走人，还会主动到劳动部门投诉。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取的，早已不仅仅是工资。

　　他们呼唤城市的教室里能为他们的子女摆一张书桌，让孩子们享受公平的教育权，通过正规的学习教育适应社会要求，进入城市主流。不再像他们，游走在农民非农民、市民非市民的尴尬境地。

　　他们希望能够表达一定的民主权利甚至政治权利，不能入党，入团或入个什么协会也好。这样，他们会感到多了一份帮助和依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忻州偏关的宝花，和男友在太原从事理发已经9年了，她踏实能干，有着相对稳定的收入，也不乏健康乐观的心态。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城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几年过去了，房价离她的收入越来越远。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些概念，好像永远也和他们没有关系。

　　许多新生代打工者，因为技能低下、屡受挫折，进入城市后缺乏关爱和引导，心情失落转而仇视社会，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现在，包括太原在内的许多城市，开始开展各种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促进农民工的就业创业，向农民工伸出援助之手。此举已经成为城市接纳制度的有益组成部分。

　　记者在采访中，新生代打工族的两句话，让人十分难忘：

　　“我们不该进城吗，不是说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农民工吗？”

　　“是我们能力低吗，可又有谁天生就应该是城里人呢？”

　　本报记者贺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