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争议

　　纳雍县纪委副书记认为，部分居民尤其是干部、职工漫天要价，是阻碍拆迁的最重要原因

　　作为“大工地”的开发者之一，刘晴川到纳雍四年了。

　　四年过去，他的项目连一个平米都没有建设。

　　在取得拆迁许可证后，刘晴川就“陷入了泥潭”。

　　按他与县政府的协议，拆迁安置尽量采取“产权调换”方式，“门面换门面，住宅换住宅”，“一平米换一平米”。宏鑫公司则靠建成一楼二楼的商铺来补成本、获利润。

　　在新街附近，商铺价码一平米8000元以上，住宅则约1300元。

　　无论是建设局还是刘晴川，都认为这是一个甚为优惠的价码，“政府得政绩、开发商得利益、城市得改造、百姓得实惠。”刘晴川说，他曾颇看好这个项目。按规划，他的项目将在两年内完成。

　　两年过去，建设还没开始，事实上拆迁才完成一半。

　　“很多居民，尤其是干部、职工漫天要价是阻碍拆迁的最重要原因。”纳雍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胡丰华说。

　　对拆迁补偿方案较满意的多为“房改房”住户，他们都是一二十年前从单位买的宿舍房，旧而小。“以旧换新，补偿方案基本合理，也合情合法，就签了。”最早一批签协议的郭中正老人说。

　　那些不愿签约的，房屋多为自建房，许多都是独门独院。

　　刘刚的房子便是这种。院里摆了花，三楼楼顶搭有鸽棚，“住起来非常舒适，换到三楼的楼房去，差太远了。”

　　他的要求是“几层换几层”，自家住宅是3层，他要求换新楼的1到3层。因新楼一二层是铺面，这让刘晴川无法接受：“拿住宅换商铺，说不过去。而且这个口子一开，此前签约的人也会不愿意。”

　　记者查看了37名没签约住户的意见书，超过30户的要求与刘刚相似。

　　而对于那些原来经营商铺的人来说，一两年内不能营业只能拿到最低工资标准的补助，让他们也难以接受。

　　除了对补偿不满，一些拆迁户认为，旧城改造是领导的政绩工程。

　　“建那么多商铺和住房谁来买呢？”新街A区拒绝签约的一名拆迁户说，他在工商局工作多年，“就我个人对纳雍经济的了解，现有商业设施足够满足人们需要了。政府这么做完全是与民夺利。”

　　7月18日，纳雍当地逢集，商业中心的新街片区挤满了人，而新街南边刚建好的步行街，大部分商铺门可罗雀。

　　张华认为，这是因县城太小消费能力有限。随着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势必有大量人口涌入，“那时现有商业设施完全不够用”。

　　开发困境中双重压力

　　424户已搬迁居民的耐心和情绪，可能跑掉的开发商，都让建设局长张华担忧

　　开发商刘晴川说，也考虑过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拆迁难题。

　　按《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开发商与被拆迁人无法达成协议的，由开发商向拆迁主管部门即建设局，申请裁决，被拆迁人不执行裁决的，由建设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这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不过刘晴川一直没等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他前后递交两份申请，建设局都没有做出裁决。

　　一名开发商透露，他的申请曾得到建设局裁决，但建设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就没了消息。张华证实确有此事。

　　“裁决送达被拆迁人手中，却得不到强制执行，是对建设局威信的损害，所以建设局不愿再裁决了。”该开发商说，有多名法院人员的房子在拆迁之列，所以法院不会去强制执行。

　　7月19日，纳雍县法院院长卢智华称，该院并未接到建设局的强制执行申请。若今后有，法院会配合。他说此前法院极少介入拆迁工作，“拆迁是政府的事情。”

　　张华则称，刘晴川的申请之所以未裁决，主要是因一旦裁决会推翻现有补偿方案。他称，如按正常评估程序，居民势必要补差价给开发商，更难令居民接受。

　　刘晴川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拆迁难题的希望，就此破灭。

　　作为最早到纳雍的开发商，他的项目进展最缓慢。不过其他开发商也一样面临拆迁困境。

　　毕节市昌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项目，是一个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的商住小区，涉及拆迁户400多户，目前有140多户搬了。总经理向天波估计，原定三年半完成的工程，五年内难完成了。

　　刘晴川的项目是从2007年9月10日开始拆迁的。5天后，第一户人家郭中正夫妇就签了协议。宏鑫公司曾再三保证，两年后老两口就可搬回新居。随后，二三十户陆续签约搬走。

　　但僵持中，两年过去了。两年后，跟儿子一家三口挤住的郭中正老人发现，自己住的旧楼还没拆，只拆了门窗。他找到宏鑫公司：“我不要赔偿，你把门还给我就行。”

　　这不仅是刘晴川担心的，也是张华最担心的情况。全市已有424户搬迁，这些人耐心越来越有限，而他们的情绪，直接关系到整个纳雍县的稳定。

　　另一方面，张华还担心开发商的情绪。毕节行署曾发生过开发商房建了一半跑掉的情况。

　　张华让拆迁办给拆迁户写过保证，一旦开发商跑掉，政府负责安置居民。虽然刘晴川向张华“保证不跑”：前期投入1000多万，现在走了打水漂了。

　　但张华还是有些担心。

　　“干部不带头不行”

　　“我们是合法拆迁。”张华认为，干部们坚持不签协议“本身已违法”，纪律处罚其实较轻

　　“法律途径被堵，只能再考虑别的方式。”刘晴川说。

　　张华是“双停”文件的倡议者。

　　他进行数据统计时发现，拆迁户中干部、职工签约的34%，而群众签约的48%。“这说明了我们群众的觉悟比干部、职工要高。拆迁的主要阻力在干部、职工。”

　　开发商向天波说，干部要求的补偿比群众高，因为他们经济条件好，原有住房相对大和好。在他的片区中，许多干部要求1∶2，或更高的赔付。

　　纪委副书记胡丰华赞同张华的观点，“群众看干部，干部不带头不行”。

　　2008年初，纳雍多次召开了干部们的拆迁动员会议，对拆迁的重要性进行反复宣传。不过张华觉得只宣传没什么效果。

　　在去年8月的一次专题会议上，张华把矛头指向了主管干部的组织部和纪委。“我当局长两年，拆迁工作啥成绩没有，原因就是干部不是我管的。”他希望组织部和纪委“管管自己的人”。

　　张华的意见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同。领导责成组织部和纪委协同建设局，开始拟定制约干部的文件。

　　纪委、组织部协同相关部门开了三四次会。“大家争执非常厉害，有些人认为处理干部，很像‘湖南嘉禾事件’。”胡丰华说。

　　“和‘嘉禾事件’完全不同，我们是合法拆迁，而他们是违法的。”张华说。

　　张华认为，拆迁是全县重点工作，干部们就该配合去说服自己的下级和熟人，有血缘关系则更有说服的优势。他不认为这是“连坐”。

　　他认为干部、职工坚持不签协议“本身已违法”，对其进行纪律处罚，是较轻的了。“干部、职工做拆迁动员工作很正常，就像此前经常安排干部做扶贫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把不签协议的干部调去拆迁办工作是否合适，胡丰华认为：组织有根据需要调动干部的权力，干部必须服从。

　　“我们参考借鉴了很多地方的规定，才制定这个文件的。”张华说。

　　去年10月中旬，文件拟好后呈报县委领导，并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一致通过。“县长和县委书记对这个文件是支持的。”胡丰华说。

　　“基本算是没效果”

　　“我是不会妥协的。”刘刚说，哪怕借债，也不会在压力下签协议

　　从7月起，丁忠秀老太太就天天呆在女儿家无所事事。

　　因女儿林大琼等被“双停”，她不得不签了协议，让开发商拆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小吃摊。

　　丁忠秀是双停政策实施后，新街A区签约的第三个人。6月初，纳雍三小的副校长何沛伦接到教育局通知，不签约就“双停”，何担心影响女儿大学学费，随即签了协议搬了。

　　建设局长张华对“双停文件”的效果很不满。“基本算是没效果。近一年了，全县因这个政策总共才签了不到20人”

　　“这个文件根本没执行下去。垂直部门，公检法等强力部门没有任何影响。”张华说。税务局副局长熊跃昌的女儿被通知去拆迁办工作，但是“人家仍然在法院上班，不理睬”。

　　新街A区在近一年间签了5人，其中因“双停”政策而签约的有3人。按这个速度，刘晴川开发的新街A区剩余的三十多户，要花上7年才能全部签约。

　　“人情社会是这个县城拆迁难、政策执行不下去的原因。”刘晴川说，县城里大家相互认识，多半还有亲缘关系。干部们深知，无论怎样都不会真正得到实质性处罚，“所以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坚持自己的要求”。

　　“我是不会妥协的。”刘刚说，哪怕借债，也不会在压力下签协议。

　　7月19日下午，林大琼到家里做客，刘刚扶着妻子周萍下楼。周萍看着可能要离开的客厅，说，“刚装修不久，当时很用心的”。

　　林大琼曾因母亲拆迁一事被停职，她自己的房子也面临拆迁，只是暂时还没接到组织部要求签协议的通知。

　　“我不知道会不会签，到时看周围的人吧。”她同事里有两人已接到组织部要求签约的通知，不过都没被“双停”。

　　刘刚认为“双停”带来了很大压力，邻居们见面议论的都是这件事情，以前态度坚决的人如今都在考虑到底是否要搬走。

　　19日，他家对门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把家具搬走了。“县城这么小，谁没个直系亲属在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啊，不愿意也没办法啊”。　　本报记者 孔璞 贵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