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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梁实秋 政治与文学各归各

  □陈才(上海 职员)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语文教材首次选入梁实秋作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而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记念刘和珍君》三篇。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语文教材篇目的变化,选什么作家的文章、选多少,一直是万众瞩目的话题,而这次梁实秋的作品入选高中教材,因属首次,又与鲁迅作品的明显减少形成鲜明对照,就更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实,教材新收入的作品还包括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等,网民单拿梁实秋与鲁迅相比,当然是缘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和梁实秋有过的那场“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

  对当年的种种争论,笔者无意评判。只是从此以后,梁实秋便成为文学史上不受欢迎的作家,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都被作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对其人其文的批判更是没有间断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

  但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功绩,并未被读者遗忘。梁实秋逝世以后,大陆出版社争相出版他的文集,其1939年的散文集《雅舍小品》早已成为畅销书而被一版再版。现在读者提起梁实秋,都会很自然地想到他著名散文家、翻译家,以及莎士比亚研究权威等身份,不会再有“资本家”、“乏走狗”之类联想了。

  梁实秋作品入选中学教材,体现了主流社会对其文学成就的认可。如果一定还要说蕴涵了什么微言大义的话,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吧,因为在今天,人们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诚然,文学与政治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在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时候,文学“服从于”政治、为政治“让路”,亦不是不可以;但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属品,文学有它自身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很多时候是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

  当然,与梁实秋相比,鲁迅的作品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而在思想价值方面,在我个人看来,鲁迅比梁实秋更丰富、深刻。但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读者及中学生而言,是可以兼容并蓄的。一句话,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社会包容化的时代,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或许是最好不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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