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政府添负担 排长回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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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小白
实习生 梁虹/文图
（上接9版）
行军途中休息，杨金才忍不住端枪瞄准前面的不远处，一位老兵走过来狠狠地批评了他。“那个老兵我不认识，他很严肃，说子弹非常珍贵，不能浪费任何一颗，要做到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打那以后，杨金才再也不随便玩枪了，就是在战场上，他朝敌人开枪射击也十分慎重，努力做到“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第一次打仗有些紧张
杨金才只知道自己属于聂荣臻的部队。第一次在哪里打仗，如今他难以确定。“我只记得第一次在张家口一带打仗，那时候都是打小仗，没多少印象。”杨金才说，他第一次打仗时打死了一个敌人，心里很害怕，不过后来打死敌人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1947年，杨金才参加了保定清风店战役，还参加了活捉国民党将领罗历戎的重要任务。在清风店打了一天一夜，杨金才一口水也没来得及喝。
“清风店是一次比较大的战役，我们是和傅作义的部队打。我们从战场下来，满脸都是炮灰和尘土，大家又累又饿，倒在地上休息，个个看上去都像死人。可战士们没有怨言，也没有人害怕死，大家知道，只要打仗就要死人，不是敌人死，就是我们死。”
清风店战役结束后，杨金才随部队赶赴保定望都打了一仗，那一仗打得不太激烈。之后转程到石家庄直奔清河又打了一仗。
同年11月，杨金才随部队返回石家庄周边。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要解放石家庄。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打石家庄非常重要，战士们个个信心十足。”杨金才说，“我们夜间赶到石家庄，从正定方向由北向南挺进。我们来到东北角，须渡过一条小河。那时河面还没有结冰，但河水特别冷。水有齐腰深，我们把棉衣棉裤脱下来，与枪裹在一起，然后举过头顶趟水过河。到了对岸再穿上棉衣棉裤。随后跳进战壕里，一直到天亮才接到向敌人开火的命令。”
打石家庄一共打了六天六夜。最后他们打到了大石桥那边，在大石桥的东北角上打了整整一天。“大石桥那边有一部分顽固分子不缴枪，硬要抵抗，结果我们这边也牺牲了不少战士。”子弹无数次从他身边穿过，有的子弹打在石头上弹到身上特别痛。
杨金才那时候是班长，他们班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大石桥的东北角作掩护。“我看到在我们前面的战士上去一排就倒下一排。后来，我看到我们的战士像是疯了，我们于是都拼命地与那伙顽固分子进行决战。最终我们赢了，那伙顽固分子全部被歼灭，差不多有上千人。”
1948年4月，杨金才在安国参加了一次战役，由于再次立功，他从班长升为副排长。在之后的几次战役中，他又多次立功，升为排长。
同年7月，杨金才奔赴太原。在太原城，杨金才带领30名战士，将躲藏在城中双塔寺的四五名日军歼灭。
1949年春，杨金才先后转战宁夏、宝鸡、西京（西安）等地。
同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时，杨金才和他的部队正在西安城接受彭德怀阅兵。
炮弹片击中左腿
1951年春节刚过，杨金才被上级安排到宝鸡参加教导团学习。他在老家没跨过学校的门，后来的文化知识都是在部队里学的。
同年10月，杨金才接到命令赶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那一年的冬天，当杨金才跨过鸭绿江，抵达异国彼岸时，回头看看茫茫的鸭绿江水面，心里暗暗想：“我这一次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国家解放了，谁都希望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杨金才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军人，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他就得义无反顾。
杨金才在朝鲜打了三个月的仗。“在朝鲜的三个月，正是一年中天气最冷的时期，朝鲜那边经常下雪。我们在泥泞的雪路上行军，晚上回到营地休息，脚冻得与鞋紧紧粘在一起，根本脱不下来，我们就干脆不脱鞋。”
有一天晚上，杨金才与战士们要对敌人进行猛攻。“这支美国小分队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支特种小分队，我们与这支小分队对抗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他被落下的炮弹片击中了左腿。
杨金才负伤后，一个陌生的战士背着他在夜间踩着泥泞的山路走了30多里。到了一个营地，杨金才才上了担架，两名战士把他送往附近的一个村庄。“村庄里没有人，那两个战士把我放进一间茅草屋，就匆匆地赶赴前线去了。”那一天，杨金才一口水都没有喝，前线打仗打得太激烈，没有人手照顾伤员。
第二天早上，有人把杨金才抬到一节拉牲口的火车厢里，给了他一点干粮和水，一个战士告诉他，这列火车会把他带到平壤。杨金才左腿不能动，只能趴在车厢里的草席上。“解手非常不方便，可是我又不愿意在车厢解决。”杨金才忍着伤口的疼痛，爬到车厢的门口朝外面解决。列车在行进中，他险些被甩下车。
熬了一整天，晚上，杨金才到了平壤，之后转乘客车去鸭绿江营地。在这里，护士只能给杨金才清洗伤口，没有条件做手术。
又过了一天，杨金才被送往大连医院。他在这里治疗一年多。但仍有一小块弹片永远留在了大腿上，从此他只能靠单拐行走。
没仗打了就回乡
1952年元旦，杨金才回了一次家，没逗留多久又返回部队。之后，部队安排他到天津宁河县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我本来是有机会留在天津工作的，可是我打小没上过学，之后又去打仗，到了30多岁再念书就很困难了。后来我就想，在城里工作需要文化知识，像我这样的文盲不适合。”杨金才说，既然不打仗了，他就可以回家了。“当年我们参军是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不是为了到城里过好日子，升官发财什么的。”
1956年的夏天，杨金才不顾亲友的劝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行唐乡下。杨金才说，他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当农民没什么不好，当农民有地，有地就有的吃，不会给政府增加负担。
回乡后，杨金才经常在劳动之余，去附近村庄的小学给孩子们讲战争年代的故事。拿自己在部队里获得的十多枚奖章和奖状给孩子们“炫耀”。“我只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可村里人把我当干部看待，村里村外的人见到我，都说我是一个有功之臣。听大家这么夸我，我心里很高兴！”杨金才笑着说。
从没向政府伸过手
1965年，杨金才的妻子因病去世，杨金才非常悲痛，很长一段时间内缓不过劲来。杨金才说，妻子嫁给他22年，一面照顾孩子，一面赡养老人，还要下地干农活，吃尽了苦头。“我在部队呆了11年，回来之后，腿又不好，不能帮妻子干活。妻子不但不怪我，还把我当城里的干部伺候着。我欠她的太多了!”杨金才的大女儿也在十多年前因病去世了。
让他欣慰的是，他还有三个儿子。孩子们虽然都是农民，但生活得很好，家里都盖上了新房，家用电器样样齐全。用北凹村人的话说，杨金才是个有福气的人——儿孙满堂。“我大儿子有一儿二女；二儿子有三儿二女；小儿子有一儿三女。”杨金才说，他现在没有什么不满足。
杨金才回到乡下，没有人生疏他。“我觉得自己现在最大的不便，是行走时需要拄拐杖，但没有人笑话我，我有时反而以此为荣。”
谈到建国60周年，杨金才深感自豪。“我小时候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还受日本人欺负。现在国家富强了，人们生活好了。过去地主家也没有现在老百姓家好，现在吃穿不愁，热了有空调，冷了有暖气。这么好的条件，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杨金才在部队定为6级伤残，回乡后成为民政部门的优抚对象。如今每年他可以到县民政局领取9000元的抚恤金。
行唐县民政局优抚科王新国说，杨金才是排长，健在的回乡老军人中，他的级别是比较高的。有人叫他到政府部门多要一些补助，自己用不完，可以给孩子们用。可杨金才从没向政府伸过手。
“我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在采访中，杨金才老人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最爱看《新闻联播》
与杨金才一起参军的同村另外三个人都先后去世了，其中一个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老人谈及去世的战友时，不禁老泪纵横。
杨金才说，他的战友有的日后在城里当上了干部，有的还当上了市长。但杨金才不羡慕他们，他说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不比城里的生活差。他还说自己一生无怨无悔，“我在部队没犯过错误，回乡没给政府添过麻烦”。
杨金才平时喜欢听广播、读报，尤其喜欢收看央视的《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他对现在的惠农政策很有感触：“农民过去种地要往上缴农业税，现在国家往下发钱鼓励农民种地，就凭这一点，该是多么暖人心啊！”■
［延伸阅读］
据统计，行唐县现有1000多名优抚对象，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约占总优抚对象人数的五分之一，而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优抚老军人已经越来越少。
行唐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王新国说，优抚工作其实就是给回乡的军人做服务。优抚军人过得好不好，直接与民政部门的优抚工作做得到不到位有关。
王科长说，他们多年与这些回乡的老军人接触，发现有些老军人存在看病难和住房难这两大困难。在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和春节期间，民政干部都会下乡慰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