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3岁了，在旧社会给地主打过短工，给日本人当过劳工，解放后，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把旧社会的烂摊子兵工厂，建设成了一个新型的国防工业厂。回顾往昔，感慨颇多。

　　我出生在阳泉市一个小山沟，为填饱肚子，给地主打工，十来岁就下矿井背矿石，背篓比我还高。“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来了，矿石没人收，我跟着哥哥给日本人的瓷器厂干活。当时有句话叫 “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不长眼”，就是说要会“磨洋工”，平时不干也行，只要日本人来了就赶紧装勤快。我那时还是个十二三的孩子，哪懂这些，有一回干累了刚伸了伸腰，就让日本监工看见了，上来就是一榔头，人被打昏了，脑袋也被打破了，晚上做梦吓得大哭，索性不干了。后来又下过煤矿、给日本人当过跑腿、学过电工，累死累活填不饱肚子。

　　1947年，阳泉解放，我参加了革命，到晋察冀边区第三生产管理处 （1957年被批准第二厂名晋西机器厂，是晋西机器工业集团公司前身）工作。1949年，太原解放后，我们接到命令接管阎锡山的兵工厂——西北制造厂。听说要往太原搬，我们高兴极了。结果到了一看，荒草一人多高，野兔到处跑，厂房低矮破漏，不是说大城市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原来，这个厂随着阎锡山东迁西迁，机器也散架了，设备也锈蚀了。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人们扬眉吐气，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党委动员全厂职工，把这个烂摊子建设成一个新型的国防工业厂。不到一年，我们恢复生产，试制了水车、鱼尾螺丝等民品，产值达六七百万元，涌现出不少革新能手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先进人物。后来，虽然经历了“苏联撤走专家”“质量整风、下马民品”“抓革命、促生产”等特殊历史阶段，但我们奋发图强、合力拼搏，建起了万人大厂。这靠什么？靠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扬太行、晋察冀老兵工的自力更生、勇克难关、艰苦创业的精神。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来，我们按照“保军转民”的要求，一方面上军品，一方面按照“工艺相近、产品相似”的原则上民品，当时开发的铁路车轴、压力容器、铁路车辆等产品都成了今天公司的主导民品。经历了生产上不去、生活也上不去的“文革”动荡，工人们非常珍惜工作机会，大家的积极性被大大激发出来，擦拭设备、粉刷厂房……军民品都在多项技术上实现了突破。

　　改革开放、科技创新为公司的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此后3年，公司推行经济责任制，在民品单位推行产供销“一条龙”管理体制。20世纪90年代末又筹划公司制改革，这些都对工厂在低谷中奋进、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公司抓住机遇，经过体制机制改革，走市场融资道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不但装备有了变化，产品市场份额逐步增长，出口也不断增长，铁路车轴先后出口美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多个国家，国内市场份额占到1/3，民品产值达20多亿元。

　　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人的心情也舒畅了，这靠什么？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靠的是改革开放。

　　从给地主打短工，到给日本人出苦力，如今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个中差别，不言而喻。

　　晋西机器厂原厂长 王肇文

　　（尚慧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