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潜伏 羊城处处暗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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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反革命
时 间：1951年3月起
地 点：街头画报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从3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54年到1965年的十余年间，仅广州市公安局就抓获行动特务363名，缴获定时炸弹72枚、纵火器85件、列车颠覆器17件
1957年的电影《羊城暗哨》所依据的事件来源之一，是当年轰动新中国的“广州第一大案”，事件本身就已非常曲折离奇、惊心动魂，所以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建议拍成电影。很快，著名作家陈残云将当时两件反特大件事编成一剧，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
片中的卧底王练是由著名演员冯喆扮演的，是新中国电影史上最英俊潇洒的银幕形象之一。可惜，这位当年无数女性的梦中情人，“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是新中国电影史上最伤痛的非正常死亡明星案例。
当时组成此片的两个大案，据知情人称，一个是1954年在广州被及时发现并制止的国庆爆炸案，一件是破获“中国人民代表控告团”案。不过记者查询发现，曾讲述过“真实羊城暗哨”的各知情者，所讲的故事颇有出入，甚至指向不同的案件。困惑间，一组数据让记者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数据显示：1954年到1965年的十余年间，仅广州市公安局就抓获行动特务363名，缴获定时炸弹72枚、纵火器85件、列车颠覆器17件等——当年反特事件太多，估计陈残云先生所运用的素材并不局限于这两件事。
数百名特务带着近百个炸弹在广州潜伏，这种形势，与近年美国联邦政府所面临的反恐形势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当时被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权所仇视，想颠覆这一红色政权的力量不止一股两股，而台湾特务不过是其中最近、最活跃的一股力量而已，毗邻港澳的广东，当然是特务们最易下手的地方。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不强，百废待兴，战乱的痕迹仍存，郊区农村甚至还有国军余孽和强盗土匪作恶。在这种情况下，特务下手似乎是很容易的，吸收策反个别人为自己效力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不过，特务们在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却漏算了一样东西：民心。
新政权刚刚上台，照常理说，应该还没来得及让天下归心，刚经过战乱，人心应该是动荡的、惶恐的、容易被蛊惑的。但是，国民党政府在最后几年的倒行逆施，为共产党迅速赢得民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对比太明显了。单说军队素质，蒋军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解放军与民为善、纯朴自持；蒋军在撤离时还要大肆抢劫一番，解放军却宁愿睡在街边，也不愿惊扰百姓分毫……而且，解放军入城之后，治安明显好转，物价不再飞涨，生活日益稳定，日子天天向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残留的余孽，谁愿意再为特务援手？
结果，大量特务在潜伏期间被亲友举报，部分特务被军民一心的严防死守搞得毫无办法，只好自首了事，个别特务最终下了手，却往往在最后时刻被警惕的民众发现线索，功亏一篑。
这也许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一种反恐经验。再多的警力、军力投入，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如果军民同心，协力共防，任何恐怖力量都无法突破进来。(新快报记者 黄越尧)
《羊城暗哨》剧情简介
一名代号209的特务被边防军捕获，供出与广州特务头子"梅姨"的联络暗号及地点后死去。公安人员王练冒名209先后与特务"小神仙"和自称"八姑"的女人接头，并与八姑以假夫妻身份活动。王练架设电台与特务联络时，发现八姑与原国民党军医陈医生之妻李秀英关系可疑。经侦查，获知特务胁迫陈医生赴港，参加所谓"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诋毁新中国声誉。陈医生惧而自尽，幸抢救及时，经说服后解除疑虑。
王练突接命令，要他立即随八姑搭轮赴海南。上船后，王练见陈医生已被绑架，船正被劫持往香港途中，又得悉梅姨竟是八姑家的女仆刘嫂。此时，王练的身份亦为梅姨识破。梅姨欲置王练于死地时，公安人员及时赶到，将敌人一网打尽。此时，船上已被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启爆时间在即。王练冒险及时排除定时炸弹，使全体乘员生命财产幸免于难。
广州也曾匪盗横行
“解放前广州盗匪横行，打劫商铺、富宅以及绑票之事几乎天天见诸报端，各行业均有行霸把持，商贩不交保护费，不但无法营业，连人身安全也不能保障，故入夜后街道行人稀少，除了有警匪一家保护的赌场和妓院外，街上鲜有行人，夜生活更无从谈起。”
解放前夕，作恶乡里的，其实不仅是警和匪，因为战局不利，1949年秋，国民党军队天天在大街上拉夫、抓壮丁，弄得人心惶惶，很多店铺关门停业，员工纷纷疏散回乡躲避。
“当时广州最大的两股匪徒是：河南（即今海珠区）的李福林——广州人称之为‘李灯筒’，他将手电筒揣在裤兜里，在黑夜中作持枪状，以此四处抢劫起家，手下越聚越众。他后来投靠国民党，被封为‘军长’，时人称之为‘绿林军长’。
另一股匪徒为盘踞于番禺市桥的李朗溪，人呼‘李朗鸡’，有‘市桥皇帝’之称，当地政府与军警惮于其庞大势力，莫不以其意志行事，不敢惹怒于他。解放后，李朗溪被解放军擒获枪毙。而珠三角所有乡镇均有‘大天二’（类‘地头蛇’之意，天为一，除天之外就数他为大）盘踞一方。”
除了河南的这两股匪徒外，在当时的广州地区，芳村、番禺、花县、从化等地都有土匪聚集。1949年10月14日，在解放广州城的最后一次激烈战斗“黄沙之捷”中，一批敌军在乘火车向西江方向撤退的途中，在石围塘和铁路沿线掉下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其中大部分被土匪豪绅夺去。败军中有80多个散兵游勇流落芳村地区，他们把武器贱卖给歹徒们，这批枪支数以千计，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芳村地区剿匪运动中的一个大隐患。
1950年三四月间，花县24个乡中有5个乡人民政府遭到土匪不同程度的袭击，共有5位同志牺牲，被劫去机枪12挺、步枪68支、手枪13支和弹药一批，给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严重损失，给干群的心理带来极大的震动。
根据花县档案资料表明，“本县土匪在三四月间（指1950年）最猖狂，大小共14股，人数共约520人”。其中威胁大的有两股：一股来自北面，号称拥有千匪之众的“广东省清、从、番、花、三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部”（司令谭砥纯，清远琶江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三期学员，曾任国民党保安营长），匪巢在清花交界处，他们的口号是：“杀绝共党、还我河山”。并同时放出口风要“煲”花县人民政府（设花城西坛村）；一股是来自东面，以张信为支队长的“珠江三角洲反共同盟救国军第12支队”，这支反动势力虽不及谭砥纯，但它可同谭砥纯遥相呼应，必要时亦可从东北山区连成一块。
“广州人除居家不安宁外，出行也不安全。当时陆路交通不畅，以水路交通为主，西江是珠江最大航道，盛行花尾渡载客——花尾渡是一种漂亮的大木船，可载客数百，它自身不能行驶，要靠一火轮拖带。火轮时而开前牵引，时而从旁推引，广州人的“拍拖”之说即由此而来。花尾渡行经大站或小站停泊落客之际，常有匪徒上船行劫，曾发生过整条花尾渡被洗劫一空的事情（交纳过保护费的除外），旅客均谈之色变。”(口述 丁晏 整理新快报记者 黄越尧)
反特工作持续29年
1954年，历经五年大肃反工作之后，曾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大本营的广州却依然风声鹤唳。特务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徐志道、王新衡等人都曾先后坐镇港澳，指挥对大陆的特务渗透和破坏工作，而仅在香港一地就有"中美合作所东南亚情报局"等15个特务、间谍组织，55个组、台以上的单位。
是年春，公安部召开第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要求广州警方在加强经济保卫工作的同时，仍要以政治保卫工作为中心。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广州警方开始了长达29年的反特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广州市公安局四任局长均由公安部直接调配。
反特教育普及70万人
1956年的9月8日-10月15日，广州城度过了漫长的38天。情报显示，台湾特务机关的一百多名特务预谋在10月10日晚上8时同时用破坏、燃烧、杀伤等5种不同性能的炸弹在戏院、茶楼、百货公司、公园、铁路、油库等48处"一齐炸响"，实施"华南行动计划"。
广州警方提出"决不让敌特炸响一个炸弹"、"决不让一个行动特务和一个炸弹进入北京"的战斗口号。在这38天里，广州市总计有70万人接受了反特斗争宣传教育。全民抓特务使得潜入大陆的特务分子无法下手，或被举报抓获，或见无路可走，主动自首。在这段时间里，由群众发现线索而破案的特务间谍案件有7宗之多。在38天的秘密斗争中，广州市公安机关共破获特务案84宗90人，其中行动案22宗28人、"心战"案9宗16人、情报案53宗46人。缴获各种炸弹29枚、反动传单5800多份、照相机1架以及其他爆破器材一批。
大时代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甫一颁布，毛泽东即发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紧实施镇压反革命运动。从3月开始，镇反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国民党的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各地频发的有国民党背景的武装暴动几近绝迹，在主要城市中，国民党特务杀人放火式的破坏活动也大幅减少。镇压运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东山再起的梦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得到了根本性的巩固。
三个月后，镇压运动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效果，不仅巩固了政权，还因此得到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运动很快进入纠正“左”的倾向的阶段。中央在5月16日决定：自即日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
来！让我们一起讲述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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