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珠海发布公告，公开选聘6名珠海市促进就业咨询委员会委员。在每届3年的任期内，这些来自学界、行业、企业等各领域的委员可参加或列席与行政决策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以及其他重要的工作会议，以期构建政府、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促进就业新机制，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它标志着不久前开始酝酿的仿效香港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制度正式开始实施(《南方都市报》昨天报道)。

　　从报道看，成为政府咨委需要一定的“准入资格”。这也许是某种程度上对咨委参政议政能力的必要门槛。但我认为，确保各专业咨询委员会发挥作用的关键，咨委能力只是一方面，政府的胸怀才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我们知道，政府咨委虽然由政府聘任，但委员们的工作纯属义务性质；而且，专业咨询委员会充其量只是个建议机构，并没有任何决策权，其参与最后意见是否被采纳，还得看政府。因此，怎样才能保持参与者的积极性，比选择咨委更重要。如果咨委的意见总是不被采取，其自我期许的价值和意义都将大打折扣，从而，即使再有智慧和能力的咨询委员，也将难逃“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命运。

　　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环境条件下，不论是促进就业也好，还是其他许多方面的工作也好，如果只能允许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出谋划策”，无异于螺丝壳里做道场，本身并不可能有多少出路。因此，真正有创见、有效果的促进就业办法，往往牵涉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各类硬件、软件资源向社会开放，比如公共服务、民间金融、NGO等等的开放。这就尤其需要政府拿出足够的胸怀，不仅要容忍异见，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容忍变成切实的行动，允许“社会”构成对自己的限制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社会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政府的雅量和胸怀。

　　比如今年两会期间，知性女子杨澜提了个非常好的政协提案：让大学生们进社区就业。可惜几乎无人关注和评论，更不见有哪个、哪级政府采纳实施。这可是关系长远的城乡文明融合、大社会小政府和大学生就业的大提案啊！根据西方经验，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目前在中国，这个比例还不到1%。社会工作可以在福利保障、医疗卫生、教育辅导、司法援助、残障康复、社区建设、公益类民间组织和家庭生活等众多领域广泛开展。社工不等于义工，社工是以服务社会而“谋生”的人。社会工作人员不是政府的公务员，但是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并不比公务员低，有着良好的专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社会工作者往往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受雇于各种各样专业的社会组织，与最先进的文明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又为最基层的社区服务。它与我们当前提倡的大学生与城市文明和社会组织断绝关系的“裸身下乡”有天壤之别。但它的前提，是开放我们的NGO(非政府、非企业、非宗教的民间公益组织)。

　　据悉，珠海也正在推广“高校组织成立、企业出资参与、政府进行支持”的社工新模式，但从报道看，其对民间开放的程度还是有待增强，才能更好地提高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开放性和效率。□童大焕(作者为资深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