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香港身份证并没有在香港找到归宿感。

　　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歧视你的籍贯，来港新移民之所以无法得到认同，更多的还是缺乏谋生手段。其实这种歧视哪个地方都会有，决不仅仅是香港有。

　　——— 在港内地毕业生联会主席耿春亚

　　我觉得他们(底层新移民)是受到了双重歧视。一方面他们因为处于社会底层而被人看不起，一方面他们又是外来的，更容易被人歧视。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社会底层人士很容易成为替罪羔羊。

　　——— 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邵一鸣

　　“我家婆称我大陆婆，我买菜时讲价，就被嘲笑是内地乡巴佬。你说这是不是歧视？”香港新移民邓小姐忿忿地说。据香港社协对153个内地赴港新移民家庭调查，八成身处社会底层的内地来港新移民感觉受到歧视。有专家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些新移民因为“底层”和“外来”的身份，受到双重歧视。而香港政府在新移民政策上应该改善公屋制度。

　　邓小姐来自广东肇庆农村，讲粤语。但这个语言优势似乎也没能让她彻底摆脱被歧视的处境。数年前，邓小姐和一名土生土长的港人结婚，并生下一个儿子。

　　内地妇买菜讲价被嘲笑

　　但婚后夫妻俩一直分居两地。一年多前，邓小姐终于如愿来到香港照顾丈夫和儿子，“我是因为喜欢我老公才来到香港的。”在她看来，香港比较自由，环境也比内地好，但很多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她，就是自己的婆婆，也经常称她为“大陆婆”，语气颇为不屑，更不用说其他的香港人。

　　“我去市场买菜，看到不认识的海鲜问一下老板，他们就说，怎么连这个都不懂，是不是大陆来的啊？”邓小姐说，她丈夫在写字楼当低级职员，一个月几千港元的工资，要支撑整个家庭。有时她到一些低档商场买打折的小孩衣服，讲价的时候也会被人嘲笑，“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不讲价。”

　　和邓小姐“同病相怜”的，是2005年持单程证来香港的赵太。赵太的情况和邓小姐相似，也是嫁给香港人，生了小孩后举家来到香港。“出去讲价被人歧视是经常的，就是工作的时候也要吃亏。”赵太说，刚来香港的时候，她只身一人外出“搵工”，但很多公司一听是内地来的，就婉转拒绝了。

　　经过不少周折，赵太终于成为一家酒店的临时服务员，但干活的时间却比本地工人要长，“别人都收工了，但是老板会留一些手尾给我做。”

　　现在赵太辞职在家照顾两个小孩。丈夫一个月6000港元的工资，让家里捉襟见肘。来香港四年多了，她却很少出门，就连附近的道路都不清楚。赵太说她在香港几乎没有朋友，除了一些同样从内地来的新移民妇女，以及寥寥几个工友，她和这个繁华的城市交集不多。

　　八成新移民妇女称受歧视

　　“我们的调查发现，八成受访者认为因新移民的身份而受到歧视。”本月初，致力于维护香港底层人士权益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下称社协)称。

　　现在每年大约有5万新移民来港团聚，其中一半是成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另一半是儿童。社协称，新移民一直被社会视为另一族群，他们因新移民的身份而饱受歧视。该协会今年3月已发布一个报告，显示81.6%新移民妇女因新移民身份工时较长，工资较低。受访者的月薪中位数只有5000港元，比香港妇女的月薪8000港元低近六成。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移民在港受歧视的情况，社协连同新移民互助会，在7月份访问了153个内地来港新移民家庭。

　　结果发现，八成受访者称因新移民身份而受到歧视。其中44.7%的歧视是找工被拒，39.1%购物受拒或受侮辱，86.6%工作期间待遇较低或工作较多，9.1%被同事/雇主言语歧视，23.3%在公共社交场合受言语侮辱，12.5%子女被同学排挤，9.1%受政府职员歧视。

　　社协认为，新移民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政府不仅没有提供协助，反而在政治参与、房屋、社会福利、入境等各种社会政策上区别对待他们。

　　香港民政局于2005年曾进行了一项“公众对种族歧视的意见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受访市民(84.6%)认为香港人对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存有偏见和歧视问题，近半(48%)更认为是种族歧视，应纳入法例。事隔四年，民政局毫无措施消除歧视，所以新移民受歧视情况一直严重。

　　原来，2002年前，香港民政局就一直将新移民视为独立群体，在1997年的种族歧视咨询文件、雇佣条例指引和给联合国的文件中，也确认新移民有别于港人的文化身份，种族关系组也会处理新移民被港人歧视投诉的个案。但现在，民政局认为新移民即使受歧视也是社会性歧视，而不是种族歧视，拒绝将新移民纳入保障范围。

　　社协呼吁，政府应该扩阔种族歧视定义，将新移民纳入《禁止种族歧视条例》的处理范围，为新移民提供法律保障。另外要取消在政治、房屋及福利各方面对新移民的限制，并立即设立处理新移民被歧视的机关。

　　“受歧视是因缺乏谋生手段”

　　但在另一个阶层的“新移民”来看，社协将上述问题提升到“种族歧视”的高度，似乎有些危言耸听。1980年出生的耿春亚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来自安徽淮南的他，200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到香港城市大学攻读研究生。

　　现在，耿春亚是在港内地毕业生联会主席，在香港开有自己的公司，并因其他公职而穿梭于香港政商两界。有记者特意数了他名片上的头衔，有八个。

　　“Language is not aproblem(语言不是问题)。”一说到内地人来香港可能受到的语言歧视问题，耿春亚自信地说。他在香港几乎不说广东话，只讲普通话或者英语，但他不觉得被人歧视。

　　耿春亚进一步说，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歧视你的籍贯，他认为上述来港新移民之所以无法得到认同，更多的还是缺乏谋生手段。

　　“其实这种歧视，哪个地方都会有，决不仅仅是香港有。”他说，如果一个缺乏工作技能的妇女嫁到上海去，估计也会受到同样的歧视，“所以香港政府才没有把这个划到种族歧视的范围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耿春亚认为，社协通过所谓的“歧视调查”，希望来为新移民争取更多的权益，可能会适得其反。他觉得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加强对新移民生存能力的培养，解决他们融入社会和就业的问题。

　　“其实我们这个群体也是一样，也需要提升就业能力，融入到香港社会中去。”耿春亚说，他所在的联会就从来不搞所谓的“歧视调查”，他们关注的是提高大家的就业能力。

　　底层新移民受到双重歧视

　　“其实香港还是有不少力量在帮助新移民的，包括政府和不少慈善团体，这在内地就不多见。你什么时候见过内地大城市里有帮助外地农民的项目？”作为内地专才被引进到香港的许先生说。

　　许先生目前在香港一所大学工作，还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香港人。据他观察，不少从内地嫁到香港的妇女，因为在教育、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一时未能适应，确实会经常遇到香港人不够友好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就算是像我们这样因为学历被港人看上到这里工作的人，也觉得香港人对内地人存有很深的偏见。”许先生说，他在美国呆过两年，如果将香港人和“老美”相比，就感觉港人的国际化程度与香港国际都市的地位并不相称。

　　他甚至言辞激烈地说，“香港人有点自绝于内地同胞，也自绝于外籍人士。”而出现这种情况，他认为是香港的文化包容度不够高。

　　“我觉得他们(底层新移民)是受到了双重歧视。”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副教授邵一鸣博士斩钉截铁地说，一方面他们因为处于社会底层而被人看不起，一方面他们又是外来的，更容易被人歧视。

　　“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社会底层人士很容易成为替罪羔羊。”邵博士说，现在香港社会对于拿综援的底层人士有一些偏差的看法。人们会觉得他们之所以需要援助，就是因为好吃懒做。

　　“其实这就像是在海难中，大家要转移到救生艇上去。在这个情况下，救生艇上多了一个人就很显眼，大家可能会排斥他。但如果经济好了，大家都坐在大船上，多一个人也无所谓。”他说。

　　香港应该改进公屋制度

　　而关于一些内地新移民妇女在港受歧视的问题，邵博士还提到历史的背景。他说，上世纪90年代香港有一种颇盛的风气，那就是一些社会底层男士，因为在香港很难找到配偶，于是到内地去娶亲。

　　这些港人的妻子，经过多年的申请、等待，终于来到香港。但他们的家庭经济不好，加上他们外来者的身份，在香港就很容易受到歧视。但他也指出，现在情况已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两地交流的频繁，很多到内地娶亲的港男经济都很好，另外也有一些港女嫁到内地去。

　　在邵博士看来，香港政府在新移民政策上，应该首先改善的是公屋制度，“现在他们轮候公屋一般要等很长时间，当然要快一点也有，就是到天水围去。”邵博士说，这些新移民群体因为经济原因，对公屋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一般他们都会同意政府让他们去天水围的安排。

　　也正因此，天水围很容易就被贴上了标签，认为那是一个外来底层人士聚集的地方。邵博士举例说，曾经有香港人投诉，天水围一小区里有人整天唱歌、跳舞，“其实这在内地是很普遍的娱乐方式，在香港却成为当地人歧视的东西。”

　　邵博士认为，将外来人口集中在一个地方，让他们标签化，并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政府应该改善相关的制度。另外他也认为，香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层生活拮据，也是底层人士成为“替罪羊”的原因之一。但这是一个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内地新移民调查

　　44.7%的歧视是找工被拒

　　39.1%购物受拒或受侮辱

　　86.6%工作待遇较低或工作较多

　　9.1%被同事/雇主言语歧视

　　23.3%在公共场合受言语侮辱

　　12.5%子女被同学排挤

　　9.1%受政府职员歧视

　　（据香港社协）

　　本版采写：深港记者 庄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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