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栋 原厦门市税务局局长（经历了厦门解放初期的税收变革）

　　导报记者 香卉辉/文 吴晓平/图 通讯员 肖雨

　　吴老局长出生于1925年，是江苏人，1946年参加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在厦门解放的第三天进入厦门。随后便一直在厦门的税务系统工作，直至离休。回忆起1950年的统一税政，现已84岁高龄的老局长一点点地带记者回到那些场景。

　　全系统仅145人

　　税政统一前，厦门有多少种税，“很难计算”。1950年，税政统一后，厦门的地、国两税机构合并，统一征收14种税。据吴老回忆，当时这14种税并没有同时开征，初期只有货物税、屠宰税、工商业税、房地产税、车船牌照使用税、筵席税等。而且当时刚合并时全系统只有145个人。按照《厦门税务志》中对1950年税收的统计，共征收11种税，其中数额最大的前三名为货物税、工商业税和屠宰税。

　　没人真正开过枪

　　尽管那时候的税收大部分来自货物税和工商业税，但是最难收的应当数屠宰税。那个年代，杀一头牛的税款要几块钱，而杀一头猪的税款也要几毛钱，这对很多屠夫来说是很重的成本，所以他们会避开屠宰场私宰。“那时候刚解放，社会还比较不安全，不少屠夫也很凶。”吴老回忆说，那时候收税没有统一的制服，经常遇到危险，所以每个人都有一把配枪，“为了防身，也为了吓唬吓唬那些屠夫，我们晚上出去都要带枪”。

　　结果，带着枪的税收人员还曾经被屠夫缴了枪。“有一次，我们半夜去查私宰，那时候文灶还是城乡接合部，是私宰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就在小巷子里查到了一起，结果那些屠夫非常凶，上来就把一位所长的枪给缴了。”吴老回忆说。

　　“尽管我们有子弹，但是不能随便开枪。我们系统从没有人真正开过一枪，到后来枪就成了一种负担，等到一两年后平静一些，枪就被收走了。”

　　酒坛封口贴上税花

　　据吴老回忆，税政统一的那一年，税收难度还很大，他们就用尽一切办法收税。

　　那时候征税最重的货物是烟酒和纸箔，“光酒厂在后江埭一带就有30家左右，都是小的手工作坊，包装也都是一坛一缸的，没有瓶装，怎么收税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会在酒坛的封口处贴上税花，表明这坛酒缴过税了，税花都是国家统一印制的，酒商也没办法仿制。香烟也用这种方式。”

　　从外地运来厦门港的木柴（炊事用）也要征税。“我们就利用海水的涨退潮，船到了之后，我们就一直等到退潮以后再去，因为到时候船就搁浅了，跑也跑不了。”吴老笑呵呵地说，“而且我们没有称重的工具，就全靠我们目测和估计。”

　　民主评议确定税额

　　至于工商业税的征收就更难掌控了，是用民主评议的方式确定税额。每到该征税的时候，税务局就联合工商联、行业公会，召集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开会，在会上老板们自己汇报营业额，然后自己提议税额，税务人员进行调查摸底，然后经过民主评议确定最终应缴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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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税漏税很严重

　　正是由于刚刚统一的税政还有一些细的标准未统一，所以那时候偷税漏税现象很严重。“税政刚统一的时候，管理比较分散，法制教育、治安管理也还没有起来，所以人们的纳税意识非常淡薄，偷税漏税很严重。”老吴局长说，“能收到正常税额的60%-70%就不错了。”

　　就拿工商业税的自主报账、民主评税来说，那时候的老板们都还被叫做“资本家”，他们自己报出来的营业额肯定是不真实的，而且他们的会计都是自己的心腹，税务去查账也根本就查不出来，所以，“老板们报出来的税额，我们都会怀疑，但也没办法查，就适当给他增加一点，也不敢加太多，这样才能定下税额。”吴老说。

　　不仅如此，那个年代的缴税方式大部分都是现金，很少有人通过银行缴税。

　　再加上解放初期，厦门工业基础薄弱，仅三家卷烟厂，以及一些手工生产的酒厂、肥皂厂、纸箔厂作坊等。又地处海防前沿，经常遭蒋机轰炸和炮击，海上交通受阻，进出口贸易较困难，工商业处于维持的状态，1950年工商税收收入仅72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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