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帅斌 实习生 王蕊

　　她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马路边一个拐角的阴凉处，低着头，怀里抱着一个长方形物体，用报纸包得很严实。

　　来昆两年半了，邓金莉的性格没太大变化，不过看见生人不是很紧张了。昨日，在姐姐的陪同下，她来到吴井新村社区居委会的院坝中，慢慢地撕开长方形物体外面的报纸，里面包的是一面锦旗。

　　不爱言语的邓金莉（左）给居委会送来锦旗。 本报记者 程艺辉 摄

　　记不得女儿的长相

　　“感谢社区工作人员。”“现在挺好。”“一个人住。”

　　坐在居委会办公室半个小时了，邓金莉就说了这三句话，“以前根本不敢见生人。”姐姐说妹妹现在的情况比起两年前回昆明时已经很好了，“不过，现在和她说话还是不能太大声，那样她会被吓到。”

　　邓金莉这个名字也是这两年才被她自己接受，这是她本名，可她几乎快忘记了，以前认识她的人都是称呼她“邓丽”。按照邓金莉姐姐所说的推算，邓金莉的女儿今年已经19岁了，和丈夫生活在山东，“女儿现在长什么样子？”邓金莉不记得了，也不想。

　　“是不敢想，想起女儿就会想起山东那个家，就会想起很多事情。”姐姐说妹妹一想那些事情，身体就会不由地哆嗦，会一个人找个角落偷偷抹眼泪。

　　邓金莉精神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以前的事情在她心里留下了阴影。“平时看见她，就会和她聊天，开导她。”吴井新村党支部书记董慧明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现在都是称呼“邓金莉”这个名字，“她没有什么抵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都喜欢和她聊天。”

　　两年前扒火车回到昆明

　　粉红色T恤外面套着一件旧夹克，灰色的裤子有些脏，穿着拖鞋的邓金莉有些半洋半土，不过她很知足，“现在的生活挺好。”

　　聊天时，她的眼睛正视着每一个和她说话的人，眼神清澈单纯，只是双肩缩着，两只手使劲地抠着自己的手指，“还是有些紧张”。

　　两年半前，一名叫邓丽的女人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本报办公室，“不敢抬头看人，一副受惊的样子，只要一有人跟她聊天，她就哭。”这是当时的她，因为聊天让她回想起往事……

　　“那几年昆明没下过雪，很想去看雪的样子。”1986年，年仅13岁的邓丽跟着同伴上了火车。第三天，火车到站了，她的另一种生活开始了，“出了站台才明白过来自己被人卖到山东的一个山村给人做媳妇。”

　　1990年，邓丽生下一个女儿，那时她才17岁。从1992年开始，邓丽一次次地找机会扒上回昆明的火车，可每次都没有成功，“每一次逃跑被抓回去后都会被打，妹妹都快被打傻了。”姐姐邓凤英哭了。

　　2007年9月份，拿着卖花生的钱，邓丽再次扒上回昆明的火车，这次她成功了，“邓丽”这个名字，从此她不想再被人叫起。

　　居委会给她办了低保

　　现在邓金莉自己一个人在城中村花100元租了间房子，这几乎花费了她每个月一半的“收入”，她不想再给姐姐增添负担。

　　刚回昆明那会儿，没有地方住，就挤在姐姐家里，和13岁的侄女住在不到10平米的房间，姐姐和姐夫就在厨房里搭了个床铺。

　　“姐姐和姐夫没有工作，平时就靠卖点小菜维持生计。”邓金莉说她曾出去找过工作，“但都因为自己呆，人家不要。”2007年底，因为想送给侄女一个书包作为新年礼物，她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本报办公室。

　　新书包的愿望实现了，她很高兴，更高兴的是居委会工作人员知道了她的情况后给她办了低保。“她家确实困难，还有她的户口一直留在社区。”社区工作人员也先后介绍一些工作给邓金莉，可因为她的“不合群”都没成。

　　考虑到邓金莉的自身问题，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董慧明安排工作人员给她办了低保，“按照规定，年龄在50岁以上，没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才能办低保。”

　　在社区打扫卫生是邓金莉现在的工作（义务），其他空余时间就上街捡瓶子卖，贴补家用，“现在的生活很踏实。两年半了，我现在最想感谢的就是社区居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邓金莉眼眶红了。

　　昨日下午，邓金莉在姐姐的陪同下把一面写着“贴心人 及时雨”的锦旗送到吴井新村社区居委会。送完锦旗，她又不知所措地站到了一旁，使劲抠着自己的手指，半晌后低声问了一句“我可以走了吗？”得到答复后，靠着墙，她低着头，走出了社区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