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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的奥运荣耀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06日15:50  生活新报

  记者 余珣 人生充满了机遇,如果当时段明清没有听取朋友的意见到昆明打工,也许一辈子也没机会去北京。人生也是一场挑战,如果漆光伟没有执着的信念,也许他永远不会有机会成为神圣的火炬手。他们是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中,对奥运默默付出汗水的云南人,他们,是云南人的骄傲。虽然奥运过去一年了,但他们说,奥运精神永不熄灭。

  据不完全统计,出征2008北京奥运的云南志愿者共100名,平均年龄22.3岁,包括35名男性、65名女性,其中还有23名少数民族志愿者。火炬手208名,来自14个民族的火炬手有101名,占49%;参与报道奥运的云南媒体记者,约30余名,其中,昆明日报社两报一网派出13名记者进京参与奥运全程报道,成为云南媒体之最。

  火炬手漆光伟

  忙碌充实的爱心大使

  当拍卖师的锤子重重敲响时,奥运火炬希望小学也随之诞生了,它承载着梦想和希望,与北京奥运同行,与爱和快乐同行。捐赠这支奥运火炬的是2008北京奥运火炬手、爱心之旅工作组总监、网球教练漆光伟先生,当记者在北京奥运周年庆之际采访他时,快乐的回忆如电影一般影映出来。

  传递火炬之后,火炬被光头教练带到云南各大高校、小学、企业和社区,让更多的人有幸亲手触摸这份荣誉。他还把火炬带到了云南许多贫困山区和山区小学的孩子们面前,这些幸运的孩子分别来自通海县九街镇水塘小学、寻甸县甸沙乡嚕六小学、临沧市耿马县货派乡崩弄村挡帕完小、还有因“5·12”地震来到昆明的四川安县孩子……

  漆光伟说:“火炬和250米奥运长卷带给孩子和大人们的不光是奥运精神,更重要的是火炬背后有太多爱心人士的托付和冀望,并将这些爱心传递给山区贫困的孩子们。小到三四岁的孩子,大到五六十岁的老人,火炬传递的爱心深深影响了几代人。我捐赠火炬的最大心愿也是希望火炬义卖的钱能建一所或几所希望小学,把这份爱心永远传递下去。”

  “蜘蛛人”段明清

  传递路上的“清道夫”

  08北京奥运会让段明清一生难忘。去年3月份公司宣布要去北京为奥运洗楼时,段明清的脑袋顿时懵了。“洗楼?到北京?为奥运?”一连串的疑问让这个从没去过北京的小伙子又激动又忐忑。原来,北京某高层清洗公司看中了他所在公司的技术,发出了邀请函。而这封邀请函是云南省唯一的一封。怀揣着对奥运奉献一份力量的梦想,肩负着云南人的期望,段明清一行10人出发了。“当时一想到能到首都走一趟就特别高兴。”段明清回想起去北京的一路上,脸上仍满是激动。

  当10个家乡宝踏上首都的土地时,一切关于水土不服的问题接踵而至。吃不下、睡不着,不太适应当地的气候,有几个队友甚至还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一天晚上,10个人完工回到宿舍,聚在一起吐了不少苦水,尔后,他们又鼓励对方,一定要坚持下去,把楼洗好,不能丢了云南人的脸。段明清说,当时他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清洗人员,一起为奥运火炬的主要传递路线清洗高层建筑物。“每次我洗楼的时候,远远地就能看见鸟巢的轮廓,觉得特别漂亮。”段明清和队友们休息时,会悬在高高的半空一起议论鸟巢,一想到可以做火炬传递路线上的“清道夫”,心里就无比骄傲。

  在北京风雨无阻的洗楼生活,一晃就是3个多月。“走的那天特别难受,眼泪一直在眼眶里面转,3个月的时间,不但适应了在北京的生活,而且爱上了这座奥运即将开幕的城市,真想再多洗几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再来为奥运洗楼。”

  前几天在顺城见到刚熬完半夜的段明清,这个29岁的临沧伙子一脸黝黑,中等个子,短寸发显得特别精神。

  段明清说,“蜘蛛人”的活不轻松,加班加点是常事,这些对于段明清来说,早已习惯了。段明清说:

  “如果某天放弃了这份工作,不会难过,因为已经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赴京记者杨海冬

  苦乐交织的超级采访

  时报摄影记者杨海冬三十出头,见到人总是笑嘻嘻的,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所以报社同事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冬冬”。

  7月的北京酷热难耐,杨海冬和文体部体育记者陈蔚作为本报的首批奥运报道记者,前往北京。“北京的三伏天实在是太热了,我和陈蔚在外面转上半个小时就是一身汗,能拧出水来。”提起北京的气候,杨海冬坦言着实吃了不少苦头。由于杨海冬和陈蔚都是非注册记者,无权进入鸟巢采访,只能每天绕着鸟巢周围找新闻。“临近奥运,北京的运动氛围特别浓,期间我们也遇到了不少云南老乡,有来看比赛的,也有做志愿者的。”虽然只是绕,但工作量比平时明显翻了二三倍。但辛苦是值得的,因为一想到能做出好的报道,两人就特别兴奋。

  记忆最深刻的是为了拍好8月8日早上天安门升国旗的一幕,杨海冬先后踩点两次,到真正升旗的那天,他已经驾轻就熟了。“从住处到天安门至少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升旗仪式和太阳同步,意味着我要在太阳出来前赶到现场。”因此,踩点时,杨海冬夜里3店就起床出发,5点之前赶到天安门,每天早出晚归,和同事几乎碰不上面。“当时觉得可能一天要流掉几十公斤的汗,哈哈!”

  “还好当时提供给我们写稿、吃饭的新闻中心伙食好,国家对记者做了补贴,外面几十元的盒饭新闻中心只卖7元。”说起吃,杨海冬一下又乐了。最夸张的是,有一次他一口气吃了十几个鸡翅膀。更搞笑的是,8日奥运开幕当天,他与多位不相识的记者拍完升国旗仪式后,就马不停蹄地占机位拍烟火。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戒严,要买水得走1公里。口渴难耐的众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水。当杨海冬正喝得高兴时,旁边美联社的一位老美记者上前用地道的北京话说:“兄弟,能不能给口水喝?”杨海冬立即二话不说,把剩下来的半瓶水递给了“兄弟”。“采访奥运的记者虽然都互不相识,但大家彼此都非常照顾。一些外国记者一个人背着很多相机、镜头、甚至梯子,我向他们借镜头,二话不说就给我。”说起这些,杨海冬很开心。一次采访时,杨海冬由于仓促忘记带钱包,身无分文的他在鸟巢里转悠了几圈找了个凳子就睡着了。正睡得迷迷糊糊,两个北京女孩发现杨海冬的相机很专业,便提出在不影响他工作的前提下,请他拍照。这样,一个人的采访就变成了三个人的。“北方女孩很豪爽,那天的饭和水都是她们请客,但我一直没敢提自己身无分文的事。”但奥运结束后,杨海冬和两个女孩成为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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